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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非洲人、亚洲人以及长期以来被美国哲学和文化排斥在外的美国土著对哲学的要求（当然还有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专业化关注日益显得含糊其辞、不得要领。最早的哲学家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要理解现实。他们创造的智慧语言，在世界上的许多文化（若不说绝大多数文化）中具有某种共同语言。它与生活得好有关，如今，它与大家共同生活得好有关。目前，随着非裔美国人和非洲哲学在思想世界得到凸显，随着中国、日本和印度哲学吸引了西方哲学家的注意并赢得了他们的尊重，随着美国本土的哲学变得广为人知并在本土得到广泛讨论，现在是时候构造某种共享的智慧了，它既能够尊重差异，又能够理解文化和思想互动的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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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视宽广的哲学传统，古典的和现代的、书写的和口传的、宗教的和世俗的，人们会瞥见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影响。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粹”的文化或传统。每个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亚群体或异见者。或许，民族主义甚至“文化”观念不过是（而且仍旧是）哲学神话罢了。或许，从来就没有称作德国的实体，有的只是施瓦本、巴伐利亚、弗兰科尼亚、普鲁士，而它们自身又是由许多更小的群体和认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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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德国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不是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分裂，而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与上百种其他德国人（比如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德国出生的斯拉夫人）之间的分裂，其实，后者的语言和利益并没有不同到无法习得和理解的程度。这些群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哲学，或者曾经有自己的哲学，有清晰可辨的相貌以及其他系列重要问题。有时，这些问题彼此类似、互有重叠。有时，这些问题彼此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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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最有魅力的哲学当属日本哲学，它在某些方面与我们考察的西方哲学类似，但在深刻之处却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任何到过日本的西方人都不会否认，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以及处世态度上有深刻甚至无法理解的差异。如同其他非西方文化，日本在向西方打开国门之际，经历过打击和重创。实际上，日本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西谷启治（Nishitani Keiji，1900—）曾写过论述他所谓的“虚无主义”（借自尼采的术语）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著作，认为由于最初遭受的文化妥协和失败，虚无主义仍渗透在日本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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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哲学”（tetsugaku）是新事物，这个词本身就是特指西方的思维方式。（比如，日本的大学有大量关于康德、黑格尔和德国观念论者的课程，实际上，这比德国之外的任何大学都多得多。）除了这种舶来的哲学，日本人也有自己理解自身的独特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极为明晰，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极为“哲学”，像哲学那样有系统。这种哲学源自传统文化、日本的禅宗，以及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武士道传统。它在大学的学术研究中不怎么明显，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能剧、插花艺术以及日本人做生意的方式中，表现得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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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最终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或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商业上的成功使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日本的电子和汽车产业，这些曾经为美国所支配的产业，如今在世界上最为成功。日本的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日本的海外投资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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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在现代已经表明了它的普遍性，但是，日本的经济不只是资本主义，而是与美国盛行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形式。日本的公司与美国的公司不同（如今美国的公司开始试着模仿日本公司的经营模式）。日本公司不像传统的美国公司那样，反对与政府合作，不接受政府的支持，日本公司不像美国公司那样处理与其他公司的关系。日本人的商业关系也与美国人的商业关系不同。日本的资本主义与美国、英国或德国的资本主义不同。有许多优秀的研究表明，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资本主义也别有不同。①易言之，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复杂多样，同样，使得现代商业成为可能的观念和价值也复杂多样。它们之间差异既微妙又重要。“生意就是生意”，这是美国人的老话。但事实是，生意是多样的，让我们着迷的，既有相似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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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必须“从内部”展开自身，而不必考虑其他传统，也不必从更大的世界图景中来看待自己，这种古老的观念已经成为过去。这不是说其他文化和观念必定更好（比如许多美国人在若干年前似乎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如果认为哲学本质上只存在于某种文化之内，只关注自身，而不会超出和“超越”自己的文化视角和局限，那就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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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本世纪两位杰出的印度哲学家将传统的吠檀多和优秀的英国教育背景相互结合，提出了远远超出其地域性起源的哲学体系。当然，这其中就包括圣雄甘地（1869—1949），他运用非暴力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精神力量），通过自己典范的禁欲生活，把英国统治者赶出了印度。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和道德上的榜样力量，他的生活、信念和方法鼓舞了数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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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还有阿罗频多（Ghose Aurobindo，1872—1950），他的名气稍逊于甘地，但他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追随者超出印度遍及世界各地。他把进化的概念引入了吠檀多。他驳斥了印度教向来具有的共同主张，既世界是幻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世界的否定。因此，他也拒斥禁欲主义。他试图调和印度教和基督教，建立融合宗教神秘主义和日常生活的共同体（静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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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直到今天仍视为独属于西方的传统。我们要说，哲学到处都存在，只是形式各不相同，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各种不同哲学传统的相似之处，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此之前，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也偶有交流和相互借鉴，但多数情况是彼此不相闻和相互不理会。然而，如今哲学这门学科在西方已经扩大它的关注范围，拥有了全球视野，在政治压力和环境压力的迫使下，不仅把自身视为各自国家的公民，也视为整个世界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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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益得到承认的全球化背景，产生的结果就是走向多元文化的比较哲学的强劲趋向。长期以来，在英国、欧洲和美国的顶尖学府访学的来自其他文化的学者和教师，把当今时髦的哲学潮流带回各自国家。如今，这种影响颠倒了过来，西方的哲学家越来越想学习和教授西方之外的哲学。这种共同关注开始渗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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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向多样的美国本土信仰和非洲信仰以及古希腊的信仰汲取资源，如今的哲学领域发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它导致了环境哲学的出现。环境哲学关注的全球问题，不只是如何保存足够的资源以维持当前生命（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存，还有如何维持未来生命的美好生活。这场运动（以及这场运动之外）的某些哲学家呼吁，人类应把道德责任感不仅扩展到全人类，而且应该扩展到动物。他们提倡尊重动物的权利，并采用体现这种尊重的政策。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许多“新时代”、环境意识强的哲学家提倡无所不包、有机的“盖亚”哲学的重要性。这种哲学不再认为我们人类是孤立的个体、共同体或社会，也不再认为人类与众不同，能够“支配”地球上其他生命和资源，而是开始看到世界是活生生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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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在经历了2500年从原初的万物有灵论向更为机械、更为科学的世界观过渡之后，我们走了完整的循环，又回到古代的万物有灵论者和许多所谓的原始人所共有的信念。如同艺术，哲学发现自己回到了自己原初的“根”，现代艺术就是如此。（当毕加索把非洲的面具形象融入传统西方艺术图像学，然后在巴黎展出，这开启了现代主义艺术。）或许有一天，哲学家也不再坚持我们自己深奥难解的诡辩与普通人富有洞见的观念和情感之间的区分。或许有一天，全球哲学甚至全世界的哲学还会超越局限于人类地球哲学的局限，不过，这样的推测显然超出我们当前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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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见 Marco Orru 未出版的专论“Institutional Typologies of Capitalis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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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从后现代主义到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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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性主义哲学和多元文化哲学的兴起，以及对传统哲学问题日益增长的怀疑，人们或许期望哲学会有某种超越传统的尝试，去迎合哲学的各种新要求，去认识和尊重差异，承认把西方的“普遍”和“客观”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时，我们常常会运用工具性的暴力。当然，随着新千年的到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废墟的清扫，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随着长期以来启蒙运动对理性的信心及其所促发的哲学传统的耗尽、专业上的不可理解、技术和概念上的破产，整个世界变得碎片化和混乱，不过，这场运动却大大受益于这样的碎片化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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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来称呼这场运动呢？它不能是派性的，倘若如此，就会有损于其无所不包的客观性。同时，与它所抨击的“现代主义”不同，它自身并不试图保持中立，因为自称中立恰恰是它所拒斥的现代主义的做法。它不能是纯粹传统的，不过即使如此，它仍必须参考传统。它不能太过地方化，也不能过于政治化，当然，它也不能具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倾向，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个短语本身的盛行就已然表明某种思想上的新道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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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何不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呢？毕竟，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宣称，现代主义是场始于笛卡尔和新科学、过度西方化的排外运动，它已经走到了尽头。某种寻求唯一绝对真理的哲学，已然不复存在。如今只有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甚至可以说，不再有真理，而只有“话语”，人们谈论、思考、书写和传播。也不再有中心，而只有迅速扩张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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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后现代主义是最不具想象力的名称，仅仅表明它是“之后”，而不再“超越”，甚至也不“在此”。因此，后现代主义呈现的是对传统哲学关注和主张的各种反驳、指控、戏仿和讽刺。它多否定而少肯定，提倡终结却又不提供任何新东西。它拒斥古老的哲学自负和武断（尽管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因谦逊或怯懦著称）。后现代主义者实质上主张虚无，不过他们很快又收回这个说法（这是他们“正在删除”的主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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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某些“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仍不时重现，无论它们是否受到提出者认真对待。首先，后现代主义倾向于认为，并没有什么无所不包的“总体性”观点，不存在“出于上帝之眼的观点”，也没有纯粹的“客观性”。（因此，它这样说并不自称这个说法是客观真理。）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存在的只是解释（这是直接从尼采那里借用而来的论点）。而且，解释是多样的（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认为是“无限多样的”），它们之间的差异无法加以评断，除非动用权力。（其他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同观点之间“不可通约的”、相互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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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充满活力的怀疑主义、“怀疑的解释”，乃是唯一健康的思想态度。后现代主义者尤其怀疑二元论和对立思维，不只是针对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而是针对所有二元对立思维。（他们中的某些学者最初针对的是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斯特劳斯如同他的死敌萨特，常常沉溺于普遍的二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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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后现代主义者似乎颂扬世界广泛存在的碎片化，或者说，不管怎样，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广泛存在着碎片化。文化的碎片化，意义的碎片化，政治、伦理和正义的碎片化，最为基本的是，自我的碎片化，或者说，自我的消失。不再有“我思故我在”，甚至不再有“我们在”。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我”乃是虚构，为的是让我们相信有某种稳定的东西支撑我们的生活。因此，后现代写作甚至在最具个人性甚至自白之际，通常也呈现为显然的非个人性、无焦点，甚至杂乱性。实际上，这种非个人的个人忏悔已经成了某种正统，哪怕从密切陈述绝对真理的漫长西方传统来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比如，苏格拉底和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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