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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正确地把握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就不能轻易地将迷信抹杀，这个时期相信谶纬神学的儒者们，绝大多数都想争取正宗地位。汉武帝其实并不是侧重真儒学，他只是想通过文辞来创议宗教文化式的神甫教条。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像汉武帝这种内法外儒的政策，即是汉朝时期历代皇帝的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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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源于刘歆请立《古文尚书》，终于汉之世，大概经历了四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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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为西汉哀帝，刘歆与太常博士之间争立《古文尚书》《左传》以及《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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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为东汉光武帝，代表“古文”的陈元、韩歆与代表“今文”的范升争立《费氏易》和《左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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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为东汉章帝，代表“古文”的贾逵与代表“今文”的李育争立《左氏传》和《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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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为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代表“古文”的郑玄与代表“今文”的何休争立《公羊传》和《左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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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渐渐形成。两汉今古文之争的核心问题便是《左传》，争论的焦点在于各派《春秋》的说解问题。汉代时期比较重视《春秋》的意义，是因为在汉代时期主要以《春秋》为理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孔子为汉制法”的说法。一直到了汉代末期，社会中的一些潜在危机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今文没有了统治的作用，就连古文中的经典也无法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了。东汉经学其实就是经学今古文的融合，当时的思想主流已经渐渐倾向于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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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美的哲学小史 ◇第三章◇玄学大盛的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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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特点十分鲜明，哲学主要表现方式为玄学，由于受到政治和经济的限制，当时的哲学以维护统治权力和身份等级为主导思想，用道家的思想来维护儒家的纲常。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唯心主义盛行，因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灭神论便与佛教的唯心主义之间产生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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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大师王弼的“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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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字辅嗣，生于226年，卒于249年，他曾与何晏一起创建了魏晋时期的新哲学和新经学。他的代表作有《周易注》《老子注》《周易略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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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一直以儒家“名教”思想作为统治核心，可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发现，儒家“名教”中的弊病渐渐显露出来。一直到汉代末期，王符、仲长统等人都对当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农民起义恰恰是对当时政治思想最有力的批判。此时，为了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王弼用玄学的形式来论证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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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认为，汉朝的立法过于烦琐，很多东西趋于形式化，因此引起了民愤。一些主张礼义的人公开与人争名夺利，百姓之间的争斗也越来越多。一些假名节的人常常被冠以“忠信”之人的头衔。王弼提出如果太看重表面形式，则抓不住根本的东西，甚至还会对社会产生副作用。他所指出的“根本”的东西，是指先秦时期道家提出的“无为”，他认为“无为”才是礼义的根本，“名教”只有以“无为”作为根本才能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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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提倡做事要以“无为”的态度为根本，君王们如果看淡名利，那么老百姓就会受到感染，安心过朴素的生活。其实，王弼所主张的“无为”并不是让统治者无所事事，而是通过宣传“无为”来化解社会中的争斗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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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哲学中摒弃了烦琐的经学以及谶纬迷信，他不用荒诞的天人感应目的论作为理论依据，而是采用了思辨哲学来探讨宇宙本体的问题，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核心。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他所有的哲学体系也都是从这个方面来论证命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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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认为，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规定性，既是方的，就不能是圆的，是热的，就不能是凉的，所以万有本体就是无形无象的“无”。与王弼同样主张“以无为本”的玄学家何晏认为“无声”就是声音的根本，“无色”就是颜色的根本，每一种事物的根本都是“无”，所以万有的根本也是“无”。王弼和何晏认为的“无”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世间万物的无形无象的本体。他们认为正因为没有规定性的“无”，才证明了“有”的存在，促进了“有”的发展。“无”比“有”更加有根本，所以“无”才是万有的“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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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通过“无”和“有”的关系进行抽象分析，并且论证“以无为本”的命题，他认为“无”和“有”的关系是：“有”代表有形有象，“无”代表无形无象，有形有象的东西必须依靠无形无象的本体才能够存在。这便是他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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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玄学从“辩明析理”方面来探讨世界本原的问题。王弼认为，想要得到统率一切的事物，绝对不能将思想停留在具体物象上，所以他提出了“得意忘象”的理论。他还研究了关于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其中言指的是语言，象指的是物象，意则是代表事物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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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语言可以表达物象，而物象可以包含义理，但是语言并不是物象，而物象也不是义理，所以想要得到物象必须抛开语言，而想要得到义理也必须抛开物象。他觉得，语言只是物象的工具，而物象也是义理的工具，因为只是工具而已，所以必须抛开物象才能得到义理。如果太过拘泥于物象的话，就会对义理的认识有所偏差，如果太拘泥于语言，对于物象的表达也会出现偏差。想要把握住义理，必须先忘掉物象才行，只有真正脱离了物象的限制，才能够真正了解事物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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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关于“英雄”的问题，他们认为“英雄”就是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被人视为“圣人”。任何时候的剥削阶级都会将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统治社会、教化世人的“英雄”，另一类是被“英雄”统治和教化的老百姓。魏晋时期的“月旦评”就是评价哪一类人更适合当统治者的。王弼在英雄史观的问题上，延续了刘劭的英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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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在著作当中习惯将“圣人”比作统治者，而不是“英雄”，他觉得社会当中统治者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角。他认为“圣人”体无，所以适合当统治者，老百姓应该安分守己，这样才符合“道”的要求。他觉得“圣人”天生拥有超高的智慧，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根据“道”来治理国家。由于“道”是无形无象的，所以老百姓没有办法理解，圣人只能通过有形有象的东西来表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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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与阮籍的社会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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