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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哲学中摒弃了烦琐的经学以及谶纬迷信,他不用荒诞的天人感应目的论作为理论依据,而是采用了思辨哲学来探讨宇宙本体的问题,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核心。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他所有的哲学体系也都是从这个方面来论证命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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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认为,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规定性,既是方的,就不能是圆的,是热的,就不能是凉的,所以万有本体就是无形无象的“无”。与王弼同样主张“以无为本”的玄学家何晏认为“无声”就是声音的根本,“无色”就是颜色的根本,每一种事物的根本都是“无”,所以万有的根本也是“无”。王弼和何晏认为的“无”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世间万物的无形无象的本体。他们认为正因为没有规定性的“无”,才证明了“有”的存在,促进了“有”的发展。“无”比“有”更加有根本,所以“无”才是万有的“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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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通过“无”和“有”的关系进行抽象分析,并且论证“以无为本”的命题,他认为“无”和“有”的关系是:“有”代表有形有象,“无”代表无形无象,有形有象的东西必须依靠无形无象的本体才能够存在。这便是他的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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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玄学从“辩明析理”方面来探讨世界本原的问题。王弼认为,想要得到统率一切的事物,绝对不能将思想停留在具体物象上,所以他提出了“得意忘象”的理论。他还研究了关于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其中言指的是语言,象指的是物象,意则是代表事物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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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语言可以表达物象,而物象可以包含义理,但是语言并不是物象,而物象也不是义理,所以想要得到物象必须抛开语言,而想要得到义理也必须抛开物象。他觉得,语言只是物象的工具,而物象也是义理的工具,因为只是工具而已,所以必须抛开物象才能得到义理。如果太过拘泥于物象的话,就会对义理的认识有所偏差,如果太拘泥于语言,对于物象的表达也会出现偏差。想要把握住义理,必须先忘掉物象才行,只有真正脱离了物象的限制,才能够真正了解事物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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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关于“英雄”的问题,他们认为“英雄”就是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被人视为“圣人”。任何时候的剥削阶级都会将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统治社会、教化世人的“英雄”,另一类是被“英雄”统治和教化的老百姓。魏晋时期的“月旦评”就是评价哪一类人更适合当统治者的。王弼在英雄史观的问题上,延续了刘劭的英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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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在著作当中习惯将“圣人”比作统治者,而不是“英雄”,他觉得社会当中统治者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角。他认为“圣人”体无,所以适合当统治者,老百姓应该安分守己,这样才符合“道”的要求。他觉得“圣人”天生拥有超高的智慧,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根据“道”来治理国家。由于“道”是无形无象的,所以老百姓没有办法理解,圣人只能通过有形有象的东西来表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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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与阮籍的社会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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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字叔夜,生于223年,卒于262年,他以名教和自然关系作为政治思想的核心。何晏一直主张君主无为,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懿让他负责协助办理曹爽的案子,他原本想用彻查曹爽党羽来获免罪责,但最终还是被司马懿所杀。在他被杀之后,嵇康面临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嵇康之所以没有被杀,是因为当时他的官位比较低微,可是他却是一个性格刚直的人,他不愿向司马氏低头,对于司马氏提出的礼教和禅让等问题,他也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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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斗争的根源来自天地万物的形成问题,嵇康所在的年代里,王弼和何晏所主张的“贵无”玄学中认为,万物“无”本体,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嵇康的思想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影响较深,所以他赞同道家思想中“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但是反对道家的“有生于无”的思想,所以嵇康的世界观与老子和庄子不同,也与王弼和何晏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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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批判迷信传说,注重养生之道,他认为人能够成仙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养生却可以让人延年益寿。他指出,虽然穷人不能够纵欲,但是因为温饱得不到保障,所以不能长寿,而富人之间往往争权夺利,或者服用药物期望能够长生,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嵇康将服用药物延长寿命的做法视为服用毒药,这是因为魏晋时期人们为求长生而服用丹药而死的人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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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的认识论当中以自然认识问题为核心,他认为人们如果要对某些事情进行判断时,一定要先认清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的规律性。他觉得判断事物绝对不能依靠感性认识,应该利用理性来判断事物,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如果只用古人的话作为依据来推断事物本质的话,那么将会进行永无休止的推论,最终也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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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嵇康的认识论当中,还存在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他将人的认识分为两种,一种是“理知”,另一种是“目识”。他认为有些事物并不是有了正确的方法就可以快速认识它们,认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好像橡树和樟树一样,它们的外形十分相似,但是需要等到树木长到七年时才能够辨认它们究竟是橡树还是樟树。所以他认为,认识事物必须考虑事物的所有因素,不能主观和片面地认定一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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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字嗣宗,生于210年,卒于263年,他曾担任步兵校尉,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步兵。阮籍在天地万物本原的问题上表示,天地生万物,而自然生天地,他认为自然囊括了一切,天地也在自然当中,所以说天地和自然其实并没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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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将天地之间万物生长和天气变化的问题看成是一种气的运动,所以他的自然观其实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他的理论当中也有关于“神”的问题,他认为“神”是天地万物生产的精神物质。虽然他提到了“神”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万物变化并不是“神”主宰的,而是天地主宰的,所以他的自然观主要以唯物主义为主。他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与嵇康基本一致,他坚信远古一定有一个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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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批判假仁假义,并且抨击循规蹈矩、喜欢追名逐利的君子,他觉得这些人的行为十分可笑。他厌恶阶级社会的残暴和伪善,崇尚“太素之朴”的社会,他认为只有那样的社会才没有暴君和恶吏,人们才能够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也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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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的“独化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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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字子玄,生于252年,卒于312年,是西晋末年著名的哲学家,由于他在玄学方面造诣颇高,所以人们还称他为“王弼之亚”。他的代表作为《庄子注》,但是对于他的代表作,人们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是剽窃向秀的,也有人提出他的论点与向秀有所不同。关于郭象是否剽窃了向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也是专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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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独化”说是郭象哲学思想的核心,他反对王弼提出的本体论,并且相对提出了“无不能生有”以及“无不能为有”的命题。关于“有”的概念,他沿用了传统的用法,即“有”是指具体存在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无”。郭象认为,阴阳是两种气,也是具体存在的东西,自然则是万物存在的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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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认为“无”其实就是零,而不是一种实体,所以“无”不能代表“有”。他觉得万有的初始阶段是没有物理之形的,所以不能将无形的东西视为有形,更不能说有形的东西是由“无”产生的。由此可见,他并不认同“无”是实体的观点,他觉得无不可能生有,更不可能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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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对于“有”和“无”的看法与王弼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主张无并不是消失状态,也不是本体,“无”只能说明天地万物是自生的,因此他提出了“自生”的命题。“独化”概念是他在“自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两层意思。首先,他认为天地万物无论是生成还是变化,都是自然形成的;其次,他觉得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都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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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对于“道”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以宇宙生成论以及本体论为出发点。他认为道是无,所以道不是宇宙的本体,更不是万物的本原。对于道的另外一种解释,郭象觉得道就是规律和规则的意思,世间万物的自生自灭都是道,所以道本身不是实体,而是一种法则或者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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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在对“道”理解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道不逃物”的理论,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独立存在的道,任何道都要依赖于具体事物。如果道脱离了事物,那么就等于将道从事物中分离开了,这样一来,道也变成了无所谓的道了。郭象对于“道”的理解也对后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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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在谈“性”的时候,喜欢将“性”和“理”联系到一起。他认为“性”是事物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外力强加于事物之上的。“天性”就是自然之性,对于事物来说,“性”是必可不少的,而且不能够自由选择。而且他还强调“理”的必然性,也将“理”视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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