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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希望人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主观信仰，并且相信自己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获得解脱。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佛性，也都具备觉悟的主观信念。他觉得人想要解脱，绝对不能从外界寻找原因，要从自己的内心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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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告诉世人，不要一直追求超现实世界的自由和平衡，更不要对现实世界提出不合理的抗议，一切的痛苦根源其实都是来自自己认识的错误，只有自己的思想改变了，并且接受佛教提出的基本原理，才能够真正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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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哲学中的重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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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力，大力宣传佛教，与此同时也推崇道教，道教甚至成了唐代时期的国教，道教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成玄英以及司马承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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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后，重玄学逐渐成为道教理论，到了唐代初期，道教哲学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理论的主要形式，成玄英是重玄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成玄英主要通过注疏老庄的形式来阐发重玄学，同时也延续了老庄的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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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末期至唐代初期，我国佛教义学正是盛世，而此时的成玄英正在京城学习和研究佛学理论，因此他的重玄学与佛教中的三论宗理论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他的哲学理论既涵盖了佛学理论，又涵盖了佛学的思维方式，这让他的哲学理论自成一派，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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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认为“道”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所有的哲学家基本上都围绕着哲学的基本范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道家哲学当中，“道”是最高的范畴，同时也是道家哲学中的中心概念，道家认为只有“道”才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成玄英将“道”解释成“理”，将《道德经》当中的“道”推到了“理”的层面当中。他认为“道”与“物”不同，“物”的认识是不可靠的。辩证唯物主义中认识对象是指具体事物，而具体事物当中包含了现象和本质两个层面，想要认识主体必须通过感官先认识事物的现象才行，想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通过思维来认识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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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成玄英还利用佛教理论，将“物”视为主观幻想出来的产物。他还特意强调了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影响，故意忽略认识内容其实是来自客观对象，这也让人们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他抹杀认识的具体事物的价值，导致具体事物脱离了认识的“理”，这也让他的理论陷入神秘直观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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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延续了僧肇的认识思想，他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两种，一种是“凡情妄虑”，另一种是“圣智”。虽然说他的认识思想与僧肇的十分相似，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成玄英提出的“凡情妄虑”以及“圣智”并不仅仅代表认识能力，其中还包括道德实践能力。他认为凡情和圣智的区别主要是有欲和无欲。凡情和圣智在认知方式上也有所不同，凡情以“知”为特征，而“圣智”是以“照”为特征。凡情和圣智获得的认识也有所不同，成玄英认为之所以对象会有所不同，是因为认识能力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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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忘”是重玄学的核心。所谓“虚忘”，是指排除人的主观执滞，只有排除了成见才能够如实反映认识对象。成玄英的哲学认识论主要继承了老庄的道家理论，他否定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价值，强调道家哲学的认识论意向，从而形成了特有的道教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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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主要集中在他所著的《坐忘论》中，他认为“坐忘之法”在学道之初时，必须先安坐，收心离境，才是修道的关键。他认为“收心”先要“安心”，虽然心中会有营求的事情，但是不能生得失之心。由此可见，司马承祯的“坐忘之法”重点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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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坐忘之法”与《周易》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两者之间竟然有类似的性质，但是司马承祯提出“坐忘之法”时，却对《周易》毫不了解，因而他的著作《坐忘论》也为我国生命科学做出了贡献。此外，一些道学理论是在对孔子的“尽性知命”说丝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同样是对生命科学做出了贡献。假设道学没有正确地推向“尽性知命”和“性命无为”说，那么可能我国的生命科学架构就要出现偏差，而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文化史也会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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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千年的文化历史，虽然主要以儒学为主，但是在生命科学理论方面丢失了孔子所提出的“尽性知命”理论。两汉之后，人们将孔子的思想定义成“仁”，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孔子的“尽性知命”的生命科学理论一直到今天才被人们正确认识，认识到“尽性知命”的学说也对我国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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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长期忽略的哲学大家李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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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大约生活在唐玄宗时期，他一生都在研究道教的经典，著作有《阴符经疏》《孙子注》《太白阴经》。其中《阴符经疏》当中有很多宗教神秘主义思想，是道教中重要的经典，而《太白阴经》中则有很多军事辩证思想。他曾经担任节度判官和刺史，但是一直以来他的哲学思想没被人们重视，所以他也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被人们长期忽略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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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李筌用唯物主义思想做出了解释，他认为天地主要是由阴阳两气组成。轻而清的是阳气，所以阳气上升形成天，而重而浊的是阴气，阴气下沉后形成地，阴阳能够生五行，而五行可以生成万物。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他认为只有认识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顺应自然，这样才能够获得吉福，如果违背自然之理，就会招来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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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批判迷信阴阳五行思想，他表示只要是贤能的人，即便是不选择黄道吉日也会取得胜利，如果法令明确，不必占卜吉凶，结果也会圆满。他对国家兴衰是绝对不能逆转的宿命论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只要能够“乘天之时”，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物尽其用，就可以有利于生产，这样即便是弱国也可以变成强国，所以贫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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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这世界上没有因为灾难和疾病导致贫穷的，贫穷都是因为过于奢侈和懒惰；这世界上也没有一夜暴富的人，那些富贵的人都是靠勤奋和节俭才能够累积财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按照功劳给予奖赏，按照罪行给予刑罚。他认为只要做到赏罚分明，不徇私舞弊，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另外，在用人方面，他主张人尽其才，要发挥个人的专才，才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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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时候条件有限，所以在战争中地形是制胜的关键。但李筌并没有陷入地形决定论当中，他提出在地形被选定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人的主动作用，这样才能够取得战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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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认为，双方在对战时，不要随意进入到敌人的领地，更不要在敌人的领地中停留；战斗时不要选择对双方都有利的地形作为战场；不要隔离对战双方都可以去的“交地”；不要包围各国的交界处；一些防守比较严密的城市，只能抢掠物资，不能够攻陷；在山林和沼泽地带时，一定要快速通过；在地形比较险要的地方，即便敌寡我众，敌人也可以轻易地将我们消灭，因此在这种地方作战时一定要利用谋略；如果陷入了不战斗就要死的地方时，一定要拼命战斗。由此可见，地形可以对战争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作战时一定要先考虑地形的问题。此外，李筌还认为即便地形问题考虑周到，也不一定会打胜仗，因为还要考虑人的因素。其实，在战斗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地形，而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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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形而上学以及唯心主义的观点，人们认为某些地方的人比较勇敢，而某些地方的人比较懦弱，人们觉得人的勇敢和懦弱都是天性，因为地域差异，所以不能被改变。可是李筌却觉得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没有任何依据，因而他列举了大量史实对先天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并且明确指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性，他认为人的勇敢和懦弱都是后天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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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指出，在战斗时不能轻易相信敌人，因为敌人都是不可靠的，而李筌则延续了《孙子兵法》中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古时候有很多对敌人讲仁义的事情，可是最后都没有落下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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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筌觉得要根据敌人的特点探究敌人的内心，他的军事思想主张发挥人在战斗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天师保佑不了无道的昏君，同样地利也不能够拯救灭亡的国家。地势可以改变，只要人们可以努力，就可以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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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认为人没有天生勇敢和天生懦弱之分，胆怯、懦弱的人通过刑罚的规定也可以变得勇敢，而勇敢的人通过奖赏也会变得更加勇敢。他通过《孙子兵法》中的内容提出了很多有关地形的作战方案，与此同时，他还发挥用兵的军事思想，按照敌人的特点将敌人分为“勇士”“智士”“不肖”“仁人”“愚人”以及“好财”六种类型。另外，他还根据敌人的经济地位和知识才能将敌人分为“愚者”“智者”“富者”“贫者”“贵者”“贱者”“勇者”以及“博者”八种类型。他根据不同类型的敌人，制定不同的作战方法，力求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他提出用兵一定要制人，而不是被人所制，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后，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己方的优势，更有利于在战斗中抓住战机。如果在战斗的过程中总是犹豫不决，则很容易失去战机，让敌人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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