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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唯名论原则来看，阿伯拉尔认为善恶的原因是个人的意向和良知。一个行动的是与非，在于行动者的动机，而不是后果。就算同一人在不同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意向不同，行为的好坏也是各异的。行动只要向善出发，就是善的；如果是从恶的意向出发，就是恶的。恶没有实体，只是缺乏善，是做了不该做的事，该做的事却不做。他给道德上的善恶增加了神学前提：“我们的罪恶是对造物主的侮辱，犯罪就是藐视造物主。”他还强调道德的评判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识，揭示了一种个体主义的倾向。除了上帝的好恶，他还把公众的舆论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德世俗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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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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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存在唯名论和实名论两大派别对立的情况。唯名论认为，存在的事物都是个别的，除了心灵之外没有共相；实在论认为，共相不仅是心灵中的一般概念，而且是这些概念的外部实在。简单来说，唯名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实在论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它们都有各自的正确和局限之处，两者在争辩中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推动了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唯名论和实在论的长期争辩，对于西方哲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2世纪关于概念意义进行的认识论和逻辑争辩；第二，13世纪关于个别存在进行的本体论和神学争辩；第三，14世纪奥康主义唯名论造成了经院哲学的解体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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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辩虽然在中世纪发生，但是争辩却是从古代哲学开始的。唯名论和实在论的生成线索，贯穿了从亚里士多德经过晚期罗马哲学到早期经院哲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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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中最早提出关于共相的三个问题，6世纪，波爱修对此进行翻译并注释，给出了自己的解答。11世纪末，波爱修的逻辑著作被作为教材普遍使用，他的观点引起广大师生的注意，经院哲学出现实在论和唯名论的明显对立。洛色林第一次提出唯名论，用他的唯名论来解释“三位一体”，会得到父、子、圣灵是三位个别的神，反映了极端唯名论的观点。1092年，索松主教会议驳斥他犯了“三神论”的谬误。安瑟尔谟是极端的实在论者，他的本体论证明，事实上是把上帝看作最高理念，并指责洛色林是“使用辩证法的异端”。阿拉伯尔关于共相理论的著作《波菲利集注》保留了早期唯名论和实在论争辩的完整资料，解答了共相性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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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至14世纪，经院哲学有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两个中心。巴黎大学盛行亚里士多德主义，牛津大学着重进行数学和自然的研究，兴起与唯名论有关的重视经验思想，对当时的欧洲和后世有重要影响。托马斯整合了柏拉图主义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实体本质论，以及理智从感觉中抽象出概念的认识论，试图调和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争辩。罗吉尔·培根（1214-1292年）否定极端实在论，肯定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他认为可以通过数学推理和经验获得认识，个别的事物既是唯一的存在，也是经验的来源。他还是第一个提出“实验科学”概念并应用的人。约翰·邓斯·司各脱（1265-1308）创造了“此性”概念，认为“此性”是概念不可表述的终极本质，“共相”是可用概念把握的本质。他还提出，理智无法把握实体的终极原则，导致他的理论最后强调意志高于理智。司各脱主义为法兰西斯会的正统学说，托马斯主义是多明我会的正统学说，他们的争辩造成经院哲学的第一次分裂，导致后来的奥康主义造成经院哲学更加严重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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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奥康，生于约1300年，卒于1350年。用13世纪兴起的词项逻辑区分“指称”和“指代”，“共相”和“殊相”。他意识到这个区分能克服早期唯名论缺陷，通过词项的意义确定事物的性质和概念，发展出新的唯名论。此外，还有“奥康剃刀”、证据知识和自明知识等，都具体地体现了奥康把词项逻辑与唯名论结合的思想。奥康的唯名论改变了固有的世界图式，打破了以前认为“上帝处在顶端，人可以自上而下推导上帝属性”的等级系统，提出“上帝以下的事物都是平等的个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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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下半叶，奥康的唯名论成为经院哲学流行的学说，被称作“现代路线”，与司各脱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老路线”对立，这两条路线不仅代表共相性质的分歧，还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风格。“老路线”代表教条主义的、思辨性的经院哲学传统，而“现代路线”以批判的、经验的、具有科学探索精神作为主要特点。唯名论的思潮从内部瓦解了经院哲学，神秘主义异端、宗教改革、市民和农民反封建反教权的群众运动则是从外部冲击了经院哲学。自15世纪开始，西方哲学进入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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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美的哲学小史 ◇第五章◇解放思想的文艺复兴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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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大约发生在1350年至1550年，在意大利形成。16世纪前半期，文艺复兴思想广泛传播，引起整个欧洲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变革。其本意是复兴古希腊文明，实际上却产生了不少新的思想，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新柏拉图主义和机械论宇宙观的出现和流行，体现了世界观方面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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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运动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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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人文主义运动在意大利开始兴起；15世纪至16世纪时，流行于西欧各国。这是一次由世俗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运动。当时，城市逐渐繁荣，市民阶级开始产生，一个世俗的知识分子阶层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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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愈发世俗化，诸侯王公争权夺利，让人从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世俗文化不可或缺。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主义初步形成并得到了发展。那时的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艺术达到了空前的兴盛，一批文化巨人纷纷涌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斐微斯、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爱拉斯谟等。除此之外，这个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还有布鲁尼的史学、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莫尔和康帕内拉的空想共产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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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思潮的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丰富多样，它并非一个统一的思想运动。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它主要是关于人文学科文化，特别是古典文化的发现、研究和传播。人文主义者面临的首要困难是语言障碍，因此在意大利掀起了一股学习古希腊语的潮流。西欧社会也兴起搜集和收藏古代典籍的浪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拉丁语著作也相继出版。人们积极复兴和仿效古典文化，开始把目光由神转向人，关注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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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内容方面，人文主义的实质就是关注人、人的尊严和人生价值。中世纪的宗教学说也研究过人，它提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是最高造物，是凡世的最高目的，世界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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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上帝避而不谈，将研究的重点从人神关系转向人与兽、人和物的关系，注重人与万物的区别，突出人类的地位优越。例如，但丁曾经说过：“人和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天赋的理性，能辨别善恶。只有遵循理性的指导，人才能达到善良的心境，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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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价值，认同人性的自由。总而言之，人文主义者的活动重新唤醒了人们广阔的、被遗忘的精神世界，冲击了基督教思想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对人的本身、理性、现实生活的肯定，赋予人们信心，使人们不再甘心屈服于教会的淫威，推动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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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弗利与第一部政治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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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弗利，生于1469年，卒于1527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律师，母亲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在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下，马基雅弗利从小就阅读了不少书籍，能够独立思考，形成了崇尚自由的精神品格。成年之后，他投入政治事业，曾经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的政治才华得到充分的体现。当共和国遭到覆灭，君主制复辟时，他被逮捕后又被释放，最后在佛罗伦萨近郊的乡村过上隐居的生活。这个时期，他撰写《君王论》来抒发他对君主的忠诚和膜拜，意在得到君王的重用。但是，《君王论》还未能发表，佛罗伦萨便发生起义，共和国再次掌权，推翻君主的统治。马基雅弗利又向共和国请求职位。不幸的是他遭到了拒绝，在此之后，他郁郁寡欢，在痛苦和失望中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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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中总结了意大利几百年来的政治事件和激烈的革命，也反映了作者从事政治事业十多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当时意大利长期政治分裂，内忧外患，马基雅弗利认为想要抵御外来入侵，消除内部混乱，就必须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集权政治。他本人热切地盼望建立共和制度，但是也提出只要国王能够利用好手中的权力，倾其所能拯救意大利于水火之中，实行君王制也是喜闻乐见的事情。马基雅弗利认为，目的非常重要，但是手段不一定包括在道德规范之内，是可以独立研究的技术性问题。任何道义都无法联系手段与目的。只要实现目标，无论是多么奸诈卑鄙、背信弃义的低级手段都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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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面世以来，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它受到无数世人的瞩目。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君王论》是一部独特的存在：一方面遭受着无情的毁谤和禁忌，另一方面却赢得了空前的声望。问世460年以来，它向来是政治家、谋略家、野心家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受到猛烈的打击。一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它。《君王论》在西方被誉为影响世界的十大名著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政治斗争技巧做出的最精辟、最独到、最诚恳的报告。它的作者马基雅弗利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位把政治和伦理学区分开来的政治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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