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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认同的希腊，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是那个神话、史诗、悲剧、哲学一起开花的“雅典中心主义”的希腊，是以城邦打败帝国、以民主战胜君主、以法治取代专制的希腊。所以，“西方”人写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氏东征或罗马人毁灭希腊的科林斯城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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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人格罗特著12卷《希腊史》(1846-1856年出版)，就极力推崇雅典，成为“西方”认同的一个标准。他说：“亚历山大之后，希腊再也吸引不了读者，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不但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熄灭，而且天才也开始枯萎，就连完美的文学和秀丽的修辞也每况愈下。”于是乎，他不愿再往下写了，对希腊文明的认同到此为止，根本无视亚氏东征留下的希腊化世界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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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之败，他尤其难以释怀，叹希腊，自由的光辉从此消失。其心目中，马其顿人仅得希腊文化皮毛，未脱野蛮，乃雅典衰落后方兴之政治动物，随之而来的希腊化时代，堕入古希腊文明衰落时期，不值得去研究。然而，雅典衰落了，就等于古希腊都衰落了吗？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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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舍得“西方”认同，放下“雅典中心主义”，就会看到希腊思想还是那么光昌流丽；在希腊化世界里，理性精神依然被高高擎起，只是思想中心和学术根据地迁徙，回到了东方发源地。有了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动荡的雅典就可以搬家，在希腊化世界里重新安顿，并且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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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文明的轴心期，不能仅谈原生的文明，还要用文化发展来检验文明的普适性。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就证明了希腊文明的普适性，在世界希腊化和希腊世界化的互动中发展了希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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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认同，基于“雅典中心主义”，故只承认“世界希腊化”，而排斥“希腊世界化”，大搞去“东方化”。希腊为自由民主源头，“世界希腊化”，说到底，就是自由化和民主化。而与之相对的世界多为君主专制国家，“西方”之所以排斥“希腊世界化”，就因为在“东西方”的格局里，“世界化”也就是“东方化”，而“东方化”就意味着君主专制，所以，古希腊被去“东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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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东方化”的希腊史，还算个完整的希腊史吗？当然，写史可以有取舍，但文化能割断吗？更何况那希腊化世界本就由“世界希腊化”和“希腊世界化”互动形成，岂能偏执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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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统一性，既体现在“世界希腊化”上，同时也体现在“希腊世界化”上。即便“希腊世界化”有君主专制化的一面，但亚氏并未以此一面来改变希腊，而是将民主制和君主制共存于一个帝国里，也就是用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国两制”把制度混搭的国家统一为一个希腊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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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民主思想普世以前，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应该如何表达？如果去了“东方化”，不也就取消了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吗？如果世界历史没有统一性，那么人类大同与世界和平还有可能吗？如果这些都不可能，那么人类生存的意义和追求的目标岂不都失落了吗？到了中世纪，天主教把这些都归到上帝那里去了。可还有恺撒呢？不是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吗？恺撒通往亚历山大，原想步亚氏后尘，重建那个走向衰亡的希腊化世界，可师未出，身先死，后来，就连恺撒也都归于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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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的“东西方”，犹如天主教之撒旦与上帝，东方属撒旦，西方归上帝。历史的进程，变成了撒旦的游戏；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被对世界的末日审判代替，信仰终结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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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东征”，也就有了那么一点儿“末日审判”的意思，用“西方”来审判“东方”，便是披着信仰的外衣，打着宗教的旗帜，实施神圣罗马帝国的地缘政治，乃《圣经》式神权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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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邦政治和市民社会结合的以主权取代神权的民族国家出现时，欧洲便经由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回到希腊化世界了。“西方”被希腊化的同时，也把希腊“西方化”了。“西方化”的希腊史，变成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希波战争”成为整个希腊史的中心。本来，希腊与波斯已经在希腊化世界里和解，希腊真正的敌人，已非波斯，而是趁着希腊东征帝国内乱从背后打倒了希腊的罗马。罗马占有希腊，取代希腊，还被希腊化，东罗马帝国就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成为与西罗马天主教相对的拜占庭东正教国家。该帝国虽然还是君权神授，够不上哲人王，但已有了希腊化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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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古希腊具有现代性，但那多半是从雅典中心主义上来说的，非由希腊化世界而言。希腊化世界的历史终结了吗？哲人王死了，帝国解体了，王朝衰亡了，可还有货币在流通，世界还在希腊化。即便货币流通也消失了，那还有文化。君不见希腊艺术已在佛头开花，跟着佛教，从希腊跑到中国来了，一行数百年。那时中国的西域，从汉到唐，岂不就是个希腊化世界，“东西方”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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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问汤因比：“古往今来，愿往何处，居何地？”汤曰：“往唐朝去，居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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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看西域，近乎圣域。眼见当下文明冲突，他遥想当年，“东西方”文明际会于此，世界那么大，无一国能辖之，非一家能囿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由而往。文明的纽带——中国丝绸，还有希腊化货币，连接了“东西方”——中国式天下和希腊化世界，造就了“东西方”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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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敦煌，后有佛罗伦萨，此二者，皆为希腊化世界的奇葩。希腊化艺术，不仅以佛造像的方式，被“东方”顶礼膜拜，还被文艺复兴运动带到了基督教教堂，向我们展示何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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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人开始，称中国为“赛利斯”，亚氏东征，再往前迈一步，就进入“赛利斯”了，可他不知，否则，翻越世界屋脊，对他来说，并非多么难的事。他死后，帝国解体，在西域留下了希腊化的政治遗产，有许多城邦小国，就散落在天山南北的绿洲，有的还分布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假设，亚氏漫步在世界屋脊，看到那些山，他会像汉武帝认同为昆仑山那样说它们就是奥林匹斯神山吗？或许，因为没有哪里的山，比那些山更接近神和天了。要是他真那么做了，“东西方”会是另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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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因比关注西域之前，有位斯坦因先生，也是英国人，从英国跑到中国西域来，用了希腊化世界的眼光，一下子就发现了敦煌。在米兰遗址，他为发现“绘制非常精美的有翼天使壁画”而惊叹“在亚洲腹地中心如此荒凉寂寞的罗布泊湖岸边，居然能够出现这种完全古典的希腊模式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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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楼兰沉思：“中国古代的伟大商贸活动究竟是如何组织？供给又怎样维持？”仅就文明交流而言，这的确是一项极为伟大的成就。事实上，古代中国政治方面的显赫声威，经济方面富足的产品资源和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远远超过了军事能力，这完全可以视为精神胜过物质的一种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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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汤因比则紧盯着文明的去处，看不同的文明如何相互冲突，又怎样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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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西域，还得谈汤因比，不光谈“汤因比的选择”，还要谈“汤因比的谶语”：匈奴是一股从西域雪山倾泻下来的雪水，他们渴望流入中原这个“水库”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但当他冲涌到长城脚下，却被长城挡住了。于是，这场大风便呼啸得更厉害了，一声高过一声，使绵延万里的长城一线烽火硝烟千年不息。就像从雪山流下来的雪水再也不会倒流上去一样，在顽强而执拗地要参与缔造中国历史的能量未耗尽之前，他们是绝不会回头的。我们读史，已知汉匈奴后，唐有突厥，宋有辽金元，明有满蒙，或饮马，或入主中原“水库”。风水流转，王朝更迭，汉家天下，终于被“匈奴”了两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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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汤因比的谶语”，不仅可言之于中国式天下，尤应言之于希腊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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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汉朝时，丝绸之路上那些希腊化的城邦国家，不就一而再地被匈奴人奴役吗？汉人驱逐匈奴，匈奴遁逃，不是大雪崩似的席卷了整个希腊化世界，乃至于最终冲垮了罗马帝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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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西域考古带来的欧洲汉学复兴与遍及东亚的西化思潮互动，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一场新的希腊化世界与汉唐文明相结合的文艺复兴运动。孰料，国际共运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由“东西方”互动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浪，才开浪花几朵，就被第三国际的革命洪流席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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