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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9 民主走向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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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拯救了神，那时候，人就是神，神在大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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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行走的雅典人，走着走着，从命运之巅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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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宣称，公平交易与同情怜悯只适用于个人，无关国家。他使雅典民主登峰造极，同时也将雅典引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潜移默化地腐蚀了民主的道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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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雅典，变得财大气粗，用金钱来发展民主。为了吸引贫民参政，他大搞财政补助，使雅典民主政体一度具有了“伯里克利的面貌”。但他绝不会当僭主，因为他是自由民主的真正的信徒。他的“财政补助民主制”，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批评，而广大贫民却为他热情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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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品行高贵如梭伦，而手腕好似庇西特拉图；他在理性上捍卫贫民利益，可他的品位则迥异；贫民敬重他，却与他保持距离，而野心家则利用了这一距离，对他发动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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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来对付盟国的策略，被政敌用来对付他自己；他的措施告诉人们，民主可以相对，而策略也不妨高于原则，国家利益就是真理。他的帝国主义，调动了雅典人阴暗的集体无意识。既然他能以国家利益实行帝国主义，那么，反对他的人又何妨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搞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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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国家利益，忽视国家正义，动摇了立国根基。雅典帝国成了金子的碉堡，在金子的碉堡里成长起新生代，就像迈锡尼文明末世的王国子弟。他们野心勃勃，而缺乏实力；他们追求时尚，却扬弃历史；他们好弄权术，全然无视正义。对他们来说，前辈英雄，已是过时人物；而当代英雄，则舍我其谁？他们夸夸其谈，却无真才；他们沉湎于精致优雅的小诡计，对于真理却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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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华子弟，成了好战分子。他们内心空虚，却自以为强大无比，他们自命天骄，生来就要不可一世。在他们眼里，伯里克利已经过时，只能当作他们的靶子。他们撵走了他的朋友，还让他的情人出丑；他们在雕塑家的行径里找他的岔儿，他的儿子也攻击他。而他本人在开战不久，就染上了瘟疫。在瘟疫中，他无声无息，孤独地死去。在新生代的野心里，暗含了一种“弑父”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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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识，在神话中，起源于宙斯。它在希腊文明的集体无意识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暗示。在现实中，则有伯里克利之子对父亲的恶毒攻击，还有那个不问青红皂白，无论如何要将父亲告上法庭，让父亲为那犯罪的仆人偿命的游叙弗伦的故事，而诗人则将它们综合起来创作了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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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诗人就是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也曾忘情于政治，而伯里克利却劝他写诗，因为时代不同了，诗人的理想主义与政治不相宜。他憎恶僭主和君主，拒绝到宫廷做客或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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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悲剧曾经宣言：“你是国王，可我们有着同样的发言权，无论如何应该平等。”可他后来竟然反对民主制，使人不禁要问，究竟是他出了问题，还是民主出了问题？反对专制固然需要勇气，而反对民主更能考验自由的本质。伯里克利死了，可他还活着，坐在民主法庭的被告席上，他妥协了，声称是“迫不得已”。真理稍息了，他才没有先于苏格拉底，在民主的祭坛上做悲壮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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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福克勒斯与埃斯库罗斯相隔约二十年，却恍惚如两世。埃翁恰遇希波战争，雅典人为自由而战，是一个英雄时代；而索翁适逢伯罗奔尼撒之战，“过度”的雅典人，已盛极而衰。这衰落的心绪，如人之将死，忧郁地抒发在他的诗里。当年的美少年，而今叹曰：“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多少伤心事，何处觅欢乐？到头来，唯有一死了却。”与埃翁的墓志铭相比，索翁的绝命诗可谓悲苦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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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英雄时代，诗人能成为真正的战士，为自由而战，多么崇高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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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翁处于帝国时代，为帝国而战，诗人已成累赘；追逐国家利益，已无须诗意，而要像商人一样算计。新生代讲究实际，他们不仅嘲笑父辈的英雄主义，而且比父辈更加工于心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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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总是从宙斯那儿得到启示，将父辈打入地狱。那个自以为敬神的游叙弗伦，他敬的是怎样的神啊！他告了父亲，因仆人杀死人，他的父亲命将凶手缚住，投入沟中，使人去雅典请示神旨，要以神旨来处置，使者未返，凶手已冻饿而死。于是，他到法庭来告父亲，不经意地与苏格拉底相遇。他对苏格拉底说：“现在我父亲和一家人都怨我，因我告发父亲杀人。”苏格拉底大吃一惊：“你胆敢告你父杀人？那你一定最了解神。”他顿时踌躇满志：“苏格拉底，对于神若无正确的知识，我便无异于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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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此言，苏格拉底便向他请教有关敬神的知识。他说：“敬神如我所为，告发父亲，如父亲犯了杀人罪；我所为正如神之所为，如宙斯之于克洛诺斯，克洛诺斯之于乌拉诺斯。大家承认宙斯是最公正的神，对于他因其父噬子而缚父，其父也以类似的原因肢解乃父，从来就没有异议。而我父作恶，我告发了他，他们却恼我。”苏格拉底说：“来，亲爱的游叙弗伦，现在请指教我，使我益智。关于此事，你有什么证据，你如何证明，诸神一致认为此人死得冤枉，为子者因此而告发父亲杀人就做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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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为一例，却有代表性。将父亲告上法庭，满足他一鸣惊人的野心。伯里克利的儿子也如此，无法超越父亲，就用一纸将父亲送上法庭。打倒伟人，推翻父亲，时尚同瘟疫一起流行。他们的依据是神话，他们的知识来自奥林匹斯之神。如同伯里克利的帝国主义腐蚀了民主制的道德根基，新生代们越过雅典娜直达宙斯追根究底，动摇了雅典娜在审理为父复仇的俄瑞斯忒斯时建立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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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摇摇欲坠，斯巴达本不足惧，瘟疫也会过去，问题出在文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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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神话中，文明从一开始就带着“弑父”的胎记，而雅典的法治却来源于父系的权力，是一种“毋过度”的父权的合法形式。根植于神话的“弑父”冲动，无疑会使法治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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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不喜欢神话故事，从根本上否定了“弑父”之神。于是，便有个寂寂无闻的少年将他告上了法庭，告他不学无术，引诱青年学坏，说他是神的创造者，创立新神，不信旧神。为了维护旧神，这少年向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提出公诉，并因此留名——迈雷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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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与父辈有代沟，神话与法治有鸿沟，苏格拉底以理性诘问神：“神如‘弑父’，怎成其为神？神如乱伦，怎做人的摹本？”问题不在于神，而在于人，是人将原罪推诿于神，从而玷污了神。他要拨乱反正，使神归于美、善、大，成为人的最高摹本。而少年尊神，是要在神的名义下来实现其野心。他们不愿担待父辈的命运，而要直接受命于神。新生代的民主，含了“弑父”的情结，索翁之反对民主，或由于此也？他掘出文明的根柢，指出现实的痼疾，神可以为所欲为，而人类必须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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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0 自由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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