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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赋予字母以创世意义，还神化了话语权力。他们不仅将来自宗教的启示和国王的“法令”当作“神谕”，还把公民的话语权变为说服力之神，民主就在公民的话语权中诞生。神由语词而生，神学中的上帝，由希腊语语法来支撑。在希腊语中，有两个语法耐人寻味，一个是引发了“存在”范畴的“系动词”，一个是产生了“主体”概念的“主语”。而神学中的上帝，便是用“存在”和“主体”这两根语法的拐棍来支撑着行走的，故尼采叹曰：“我们还扔不开上帝，因为我们还在信奉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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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里，没有巴别塔，却有昆仑山。昆仑山上有铜柱，其高入天，围三千里，分三层，第一层登之不死，第二层登之乃灵，第三层登之乃神。在昆仑山上，天和地可以交通，神与民经常往来，后来蚩尤作乱，跑到民间去，煽动苗民造反，弗从，则“作五虐之刑，杀戮无辜”。这还不够，他还要率领苗民杀上天去，与黄帝争做上帝。后来，仓颉造字，用象形与会意二法，规定蚩尤“从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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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黄帝的孙子颛顼时，他对蚩尤之辈深恶痛绝；对下民上访神界，不胜其烦，便派重、黎二神，一个管天，一个管地，将神与民分开，民再也不能上天，神也不能私自下凡，这便是所谓“绝地天通”。从此，神权落入王的彀中，使神异化，于是，共工奋起，与颛顼战，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以神话的方式，显示了原始信仰与自由思想的力量。造反者揭竿而起，对蚩尤都怀有敬意。秦汉之际农民起义，就将他奉为战神和兵神；连采菊东篱下的隐士陶渊明，对蚩尤之属的“刑天”，也心向往之，诗曰“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一直到毛泽东，对蚩尤一系的造反者仍然表示尊敬，词曰“不周山下红旗乱”，即言其革命传统源于造反的蚩尤一系，而非来自号称“替天行道”的汤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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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耶和华不同，颛顼的改革，未使人类因失语而分化，而是采取了文字神化的王权主义的解决方案，故写字一族，仓颉的徒子徒孙们——巫史，便垄断了神域；文字作为王权主义的神媒，以象形和会意沟通神与民，成为先王攫取权力的工具和观象制器的符号，为中国文明的统一性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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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02 中西文明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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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来看，中西文明渊源有自，各有其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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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因文字向口语靠拢，而产生了拼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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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文明，则用文字来规范口语，产生了形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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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因地而宜，因人而异，西方文明遂因之不断“分化”，由“分化”而演进，形成民族国家和民族精神；中国文明因口语向文字靠拢，而使语言趋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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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是大众化的，同时也是地域化和民族化的。以口语为基础的拼音化文字，也有着鲜明的地域化和民族化的特征。一方面，地域化和民族化限制了语言的统一性；而另一方面，拼音化又更促使语言不断分化，使之越来越趋于地域化和民族化。而形意化文字则趋于统一，被神圣化。与流动的口语相比，它相对静止，较易固化，因而能刻在龟甲上，表达天机；铸在青铜上，宣示祖训和圣旨；还可以如货币一般，放之四海而皆准；还在“统一”的形音义里，形成了大一统的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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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分化”的文明，多路并进，利于发展。西方文化引领世界，执文明之牛耳，如今已是不争的事实；“统一”的文明，兼收并蓄，缓缓积淀，慢慢涵化，而成一大格局，故当“分化”的古文明解体后，中华文明尚能维新，历数千年而一脉相承，此亦不啻为文明之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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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化”的世界里，多有文明的冲突；在“统一”的天下里，文明趋于同化。中西文明各擅胜场，在建构文明的统一性方面，西方屡试屡败。无论古代文明中具有原始统一性的“希伯来摇篮地”文明的解体，还是古典时代希腊化世界的退出，更遑论在中世纪王国初露端倪的西方文明的统一性——基督教和拉丁文，很快就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及接踵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中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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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方文化并没有放弃以语言重建文明统一性的努力，尤其在基督教中，许多先知都以其神授的能力——天生的“会说外国语”，来证明文明的统一性仍然握在神的手里。先知的舌头，都自有其神性，据说，被割掉了舌头的圣约翰，仍然用手举着自己的舌头滔滔不绝地传教。当圣灵降临到使徒们的舌头上时，一种世界语的火焰便开始点燃了。20世纪初，东西方出现两大文化景观，一是西方的“世界语共济会”应运而生，一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出的汉字拼音化方案。前者是要突破《旧约》的限制，通过克服语言的混乱，重建西方文明的统一性；而后者则要使因大一统而僵化的文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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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的先知们已经预感到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正在来临，他们努力挽救，然而杯水车薪；新文化运动的先知们则猜到了大一统的秘密，他们像耶和华对希伯来语小试牛刀一样，要对汉字做脱胎换骨的手术——拼音化。前者的努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诸东流；后者的努力，虽见成效，但其结果仍然走的是汉字加拼音的“咸与维新”的老路。分化的还在分化，统一的更加统一，也许这就是命，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宿命。“不断地摧毁”乃“分化”的命运，而大一统则不妨慢吞吞地“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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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03 文明的摇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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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欧洲学者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希伯来摇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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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摇篮地里，巴别塔没建起来，反而陷入因语言不通而无休止的争吵中，言语纠纷从此成了人类灾难的渊薮。挪亚的子孙们风流云散，操着不同的语言，四处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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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闪、含、雅弗三兄弟分迁，形成了亚、非、欧不同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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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希伯来人讲的与信仰有关的文明起源的故事。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学者们开始从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以及凯尔特语的某些相似性中，寻找某种共同的原始语根。他们认为，印度——伊朗语系的历史比其他相关语系的历史更为悠久，由此确认世界语言的发源地是在古代中亚的雅利安娜地区（ariana），并首次提出雅利安语和雅利安人的概念，以“雅利安摇篮地”取代了“希伯来摇篮地”。就这样，对语言的寻根，取代宗教和神话，成了文明起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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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认为，三兄弟分迁后，离开了“雅利安摇篮地”。闪族流浪遍中亚，向东方的一支，成了蒙古种族的始祖；含族流浪至南亚和北非，成了非洲种族的始祖；雅弗族浪迹北亚和西北亚，然后穿过欧洲，成了高加索种族的始祖。在古代文明中，他们三分天下：古埃及始于含族；苏美尔——巴比伦源于闪族；雅弗族文明尚未成型，以其原始野性与活力，游牧于欧亚大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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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雅利安语的牧民，乃雅弗族后裔，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迁徙。向西南迁徙时，雅利安语与伊比利亚人古老的巴斯克语融合，形成了凯尔特语族、拉丁语族和希腊语族；向西北和波罗的海地区迁徙，则演变为日耳曼语族和波罗的语族；向东北和东南迁徙的，衍生出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和印度——伊朗语诸语族。他们后来居上，成了古代文明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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