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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化”的世界里，多有文明的冲突；在“统一”的天下里，文明趋于同化。中西文明各擅胜场，在建构文明的统一性方面，西方屡试屡败。无论古代文明中具有原始统一性的“希伯来摇篮地”文明的解体，还是古典时代希腊化世界的退出，更遑论在中世纪王国初露端倪的西方文明的统一性——基督教和拉丁文，很快就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及接踵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中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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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方文化并没有放弃以语言重建文明统一性的努力，尤其在基督教中，许多先知都以其神授的能力——天生的“会说外国语”，来证明文明的统一性仍然握在神的手里。先知的舌头，都自有其神性，据说，被割掉了舌头的圣约翰，仍然用手举着自己的舌头滔滔不绝地传教。当圣灵降临到使徒们的舌头上时，一种世界语的火焰便开始点燃了。20世纪初，东西方出现两大文化景观，一是西方的“世界语共济会”应运而生，一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出的汉字拼音化方案。前者是要突破《旧约》的限制，通过克服语言的混乱，重建西方文明的统一性；而后者则要使因大一统而僵化的文明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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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的先知们已经预感到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正在来临，他们努力挽救，然而杯水车薪；新文化运动的先知们则猜到了大一统的秘密，他们像耶和华对希伯来语小试牛刀一样，要对汉字做脱胎换骨的手术——拼音化。前者的努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诸东流；后者的努力，虽见成效，但其结果仍然走的是汉字加拼音的“咸与维新”的老路。分化的还在分化，统一的更加统一，也许这就是命，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宿命。“不断地摧毁”乃“分化”的命运，而大一统则不妨慢吞吞地“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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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03 文明的摇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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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欧洲学者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希伯来摇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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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摇篮地里，巴别塔没建起来，反而陷入因语言不通而无休止的争吵中，言语纠纷从此成了人类灾难的渊薮。挪亚的子孙们风流云散，操着不同的语言，四处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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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闪、含、雅弗三兄弟分迁，形成了亚、非、欧不同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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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希伯来人讲的与信仰有关的文明起源的故事。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学者们开始从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以及凯尔特语的某些相似性中，寻找某种共同的原始语根。他们认为，印度——伊朗语系的历史比其他相关语系的历史更为悠久，由此确认世界语言的发源地是在古代中亚的雅利安娜地区（ariana），并首次提出雅利安语和雅利安人的概念，以“雅利安摇篮地”取代了“希伯来摇篮地”。就这样，对语言的寻根，取代宗教和神话，成了文明起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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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认为，三兄弟分迁后，离开了“雅利安摇篮地”。闪族流浪遍中亚，向东方的一支，成了蒙古种族的始祖；含族流浪至南亚和北非，成了非洲种族的始祖；雅弗族浪迹北亚和西北亚，然后穿过欧洲，成了高加索种族的始祖。在古代文明中，他们三分天下：古埃及始于含族；苏美尔——巴比伦源于闪族；雅弗族文明尚未成型，以其原始野性与活力，游牧于欧亚大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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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雅利安语的牧民，乃雅弗族后裔，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迁徙。向西南迁徙时，雅利安语与伊比利亚人古老的巴斯克语融合，形成了凯尔特语族、拉丁语族和希腊语族；向西北和波罗的海地区迁徙，则演变为日耳曼语族和波罗的语族；向东北和东南迁徙的，衍生出斯拉夫语、亚美尼亚语和印度——伊朗语诸语族。他们后来居上，成了古代文明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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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学派认为，世界文明同出一源，中国文明也源出“雅利安摇篮地”。其首倡者，是个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1921年，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遗址中最有特色的彩陶与中亚地区安诺遗址出土的彩陶相似。在时间上，仰韶文化遗址刚好处在安诺遗址和商周文化之间的阶段，西早东晚，因而他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此论一出，群贤附议，遂成显学，而有西来说四种：自埃及来，由巴比伦来，从印度来，从更古老的民族来。这最后一说，便直接与“雅利安摇篮地”有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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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参与讨论的，在中国方面，有倡导国粹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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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傅斯年又提出中国文明东西二源和二元对立说，其说得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考古工作的支持。考古确认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其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夏文化，来自西部；而小屯为商文化，来自东部环渤海一带。再后来，又兴起中原文化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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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论将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放到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中去，并通过对龙山文化的考察，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过渡的中介环节，使之由分立并行的空间关系，变成前后顺序的时间关系。而中原文化遂亦由一隅之地，传至四裔，而演变成统一的华夏文明。然而，一元论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仍未脱西来说的藩篱。既然华夏文明由中原一域传播而成是可信的，那么世界文明由一域发源而传播至中国的观点当然也就无可厚非，而这恰与自本自根的中原文化一元论所强调的民族主义的初衷反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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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墓中的《山海经》世界，出自黄雅峰主编《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如石墓透视图所示，墓主人对自己的临终关怀，便是个他自己选择的《山海经》世界，其中有如拓本所示的“黄帝暨日月神图”等。有意味的是，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太史公继《春秋》作《史记》以来，《山海经》的神话系统就被以炎黄为始祖的历史谱系取代了，当史官文化统治天下的时候，《山海经》世界便转入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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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又出现了文化区域多元论——“区系类型理论”，将华夏文明分为六大区域：陕豫晋交界地、山东及其周边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还有“相互作用圈理论”，将史前文明分为五个文化圈。这五个文化圈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多元论其实是二元论的发展，它没有从体系上突破二元论规划的东西方对立的文明布局，既未能绕开也没有回答文明起源中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乍看上去，几个文明圈的相互作用，倒很像中国传统天下观里那个自给自足、向内展开的世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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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近考古发掘虽然不少，但却未能向我们展示文明起源的新景观，看来还是欠缺了理论，凭借以往的老架构来支撑，很难张开文明样式的翅膀，让我们的思想随之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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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标的挂在天上，可证据却埋在了地下，仅靠发掘，充其量只能挖出文明的碎片，怎能发掘出文明的起源？文明起源的样式，有时难免要借助于一个神话的场景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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