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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1 中原地理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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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古称平阳府,“尧都平阳”,禹“又都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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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考古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正是尧、舜、禹时期文化。自临汾以下,由北而南,沿汾河下游分布,这一线,有襄汾、曲沃、侯马、稷山,直至黄河边,都有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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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早期,可能与帝尧——陶唐氏有关;中期,已经产生了“都邑”——国,然后沿汾河南下,经过汾运盆地,翻越中条山,渡黄河,进入豫西平原;晚期,开始夏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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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运盆地,位于山西临汾和运城两地,西面有吕梁山,东南有中条山,北方有太岳山。来自吕梁山的汾河,从盆地流过,在与浍水合流的三角地,形成了汾运盆地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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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环抱盆地,最宜于文明的摇篮。河流成了文明之乳,此乃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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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天道与人文》言,文明起源时都很脆弱,待其成熟,要有漫长时间。其间如有蛮族入侵,“则一线光明即被熄灭”,所以,有幸能成长起来的文明,都要有一定的封闭性,或处于干燥的半沙漠地带,或为“四塞之国”。在汾运盆地里孕育的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头枕着吕梁,立足于中条,在汾河流域成长起来的“四塞之国”。可盆地还是太小,文明长大了,同汾河一起奔向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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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运而生了。他就是禹,脚踏龙门,四望河山,开始了“禹治山川”的国土规划和国家缔造工作。犹如传说中的鲤鱼跳龙门,陶寺文化冲出汾运盆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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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世界,用神话学的眼光来看,便是个神话世界,通过考古学反映出来的,则是个文化的江山。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便是以考古命名宛如遍地开花的各种类型的文化。苏秉琦将所有这些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分布,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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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就是大。黄河比汾河大,平原比盆地大,天下多大呵,规划天下,就是夏。夏,要解放河流,让文明跟着河流走,以流域为国家,这就是夏。传说,禹凿龙门,让黄河流过,自由的黄河,为文明造血,造就了华夏中国,在黄河流域留下了文明的遗迹——二里头文化,那就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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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区系文化,冲突与融合,形成三大集团。沿海一线,从东海到渤海,汇聚于江淮和黄淮之间,形成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集团;长江一带,以江汉为中心,分布于两湖流域的“古代江南”,形成以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南蛮集团;这两大集团,一由东而西,一从南往北,都进入中原——原来仰韶文化地盘,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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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中,说到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线——“龙门——碣石线”。这一线,西起吕梁之南端的龙门山,向东北延伸,越过霍山,再向东北行,直至河北昌黎,抵达渤海湾。唐晓峰认为,这是一条农牧业分界线,而文明初期的亚洲内陆国家,多半就在这条分界线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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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线,因为是从太史公方舆里指出来的,所以,又称之为“司马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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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根从龙门出发,伸向东北,直至海边的“司马迁线”,引出了夏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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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夏文化并未沿这一线往东北走向海岱,而是渡过黄河,往东南去,进入以嵩山为中心的山区,从海拔500-400米的汾运盆地到达海拔300-100米的伊洛盆地。此地三面环山,其西有熊耳山,西北有中条山和崤山,西南有伏牛山,北有太行、王屋二山。山势如太师椅,有夏居之,靠西北,向东南,黄河贯穿其间,且与淮河、长江水系相连,有四通之利,又有山河之险,人称“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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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之于夏,若岐山之于周,乃天命之山,立国之原。《国语·周语上》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古时“崇”与“嵩”通用,故有“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一说。《逸周书·度邑解》也有从伊水到洛水“其有夏之居”的说法,而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则将“有夏之居”发掘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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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里,“有夏之居”被称作“二里头文化”,因为遗址所在地,就在洛阳偃师二里头。有人说,二里头文化并非夏文化的开端,而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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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神话的“昆仑摇篮地”进入历史传说的“华夏摇篮地”时,政治地缘也就从南北炎黄对峙转向东西夷夏相争;国土规划及其政权形态,也从顺着山脉展开的“连山”政权转向沿着河流流域分布的以“治水”为标志的“连水”政权;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则从禅让向革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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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的主角,在夏为启,在夷为羿。夷夏相争,从陶寺文化就已开始,一直争到二里头文化。《左传·襄公四年》就将“昆仑摇篮地”的神羿转化为“因夏民以代夏政”的“华夏摇篮地”的有穷氏后羿,逢蒙则为寒浞代替,原为弃儿,被羿收养,“信而使之”,却篡权,并害死羿,且烹而食之。羿死后,嫦娥改嫁寒浞,生二子。羿之死,与《荷马史诗》之阿伽门农相似,都被“女子与小人”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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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夏后裔少康继起,攻灭寒浞及其两子,作为夷的一支,有穷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夏夺回了政权,史称“少康中兴”。夷夏交相胜,导致两族共和解体,使夏、商、周三代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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