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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邑”是个文明的盆地，陶寺文化就在临汾盆地里发育，发育为大邑。考古人许宏说，陶寺人都是“拿来主义”者，但凡能够拿来的文明成果，不管东西，无论南北，他们都用来哺育自己的“文邑”，从西方拿来铜器，从东方拿来玉器，南北兼收，东西并蓄，而成其煌煌大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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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拿来”的成就，集中反映在陶寺文化的“前铜礼器”群上。“礼器”是全方位的，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都在“礼器”之列，而且来源多样。琮、璧、环等玉器，或来自良渚，或带有红山文化因素，玉钺多取之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双孔玉刀则来源于江淮地区，而尖首玉圭或从中原以西来，彩绘如云纹、回纹、几何纹以及灵饰等，亦能从北方赵宝沟文化找到源头……总之，陶寺文化形成，并非土生土长的晋南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延续和重复，而是“文化好东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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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就在这个名叫“文邑”的山川盆地里，发育了礼制文明的文化中国的原型。禹称“文命”，由谁来“命”？当然是尧舜，尧舜以“文”为“命”，怪不得孔子要“祖述尧舜”了。原来“郁郁乎文哉”原有这么个“文命”传统，故孔子“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乃以“文命”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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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说，陶寺文化的格局是“大邑小国”，可见文化中国以“邑”为标志，非以“国”为标志。所以，“文邑”就是文化的边疆，没有边界，也无须城墙，而“国”则必须有边界和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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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的都邑，就在临汾盆地，并不辽阔，可它的大而化之的“文邑”有多大呢？“前铜礼器”群所涉猎的范围，就是它的文化的边疆。本来，散居各处的文化群落，分布于长江南北，大河上下，经由尧舜禹努力，在陶寺文化里形成“文邑”——礼制化的“文命”体系，而有文化中国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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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跟着文化走。文化的边疆有多大，国家就会有多大，这就是“文命”华夏。要把文化的边疆，变成广域王权国家。陶寺人开发了文化的边疆，而夏人则以文化的边疆为天下——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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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4 从文邑到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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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于临汾盆地的陶寺人，如何维系并拓展他们的文化的边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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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曾经在晋南平遥古城观摩晋商票号，当时就惊叹那些山沟沟里的晋商如何能将他们的票号开遍全国、走向世界，而且多半成了百年老店。现代金融业凭着发达的通信和交通方能企及，晋商们居然也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现代金融业很难做成晋商那样的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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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票号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远及乌兰巴托、莫斯科、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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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何维系并拓展他们经济的边疆呢？他们智慧的源泉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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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自问过。现在，又面对陶寺文化的“文邑”而有如上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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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对于晋商，你可以说，瞧那晋商，他们毕竟是陶寺人的后裔，尧舜禹的子孙，骨子里或许就有着陶寺文化的基因。对于陶寺人，你不妨说，明清以来的晋商，或为陶寺人的反照。我们可以通过晋商发展的轨迹来联想陶寺文化的样式，探寻陶寺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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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所异者，晋商走西口，往西北去，虽有成就，却因清乃王朝末世，而终未能如太史公所说“收成于西北”。而陶寺人下河南，往东南来，则在“文命”初曙，王朝方兴之时，故能“起事于东南”，而收成于相对江、淮而称“西北”的中原，以广域王权国家将文化的边疆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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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晚期，也许就在那次“革命”以后，陶寺人的一支夏后氏从临汾盆地出走。这一走，就从“文邑”迈向“华夏”，走出个“文命”初曙的二里头文化——崭新的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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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邑”二字，最早出现在一个破罐子的残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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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罐子不足为奇，奇的是那两个字，在文字的出现宛若石破天惊堪称文明的标志时，陶罐上残留的两字就显得格外神奇。有字，居然是比卜辞、铭文还早的陶字，这本来就已神奇，若问两字——“文邑”的命意，那就更为神奇，乃文明所在地，即时下所谓“文化中国”之初，亦即华夏文明原始共同体。或曰，陶字“邑”与卜辞“尧”形似，故“文邑”，即“文尧”，又被人称为“尧都”。其地，在黄河边上，襄汾一隅，晋南陶寺；其时，当在尧、舜禅让，“禹曰文命”之时。史前国家形态，有古国和方国。古国，是以血缘为纽带以氏族为单位的氏族联盟；方国，是以地缘为基础以部落为主体的部落联盟。而陶寺文化，则不仅是以黄河流域为经，超越一方水土的地域性部落联盟，且以文化认同为纬，以龙山文化为本位，形成了黄河流域全方位的方国大联盟，一如我们今日所谓“联邦”。故尧、舜、禹之“文邑”，即是个“文化中国”的联邦，与二里头兴起的“王朝中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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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人来到中原嵩山地区，一开始并未进入二里头文化的发祥地伊洛流域，而是一竿子就插到了淮河流域的汝、颖之间，枢纽着黄淮与江汉。那时，以嵩山为根据地，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山南政权，便是从陶寺南下的夏后氏那一支；山北政权，则有可能是在“益干启位”中支持伯益的观、扈二族。《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三苗与虞为敌，观、扈与夏为敌，先在文化的边疆里发生文明的冲突，接着便产生王权，建立国家。最早的中国在夷夏东西文明冲突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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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从东方来，来自龙山文化，为了治水，加盟了唐虞联邦，以伯益为代表，助大禹治水，此为夷夏大联合时代。伯益，《尚书》称益，《史记》称大费。禹对舜说，治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所以，舜论功行赏时，“咨尔费，赞禹功”，并安排了益作为禹的接班人。人老了，喜欢安排后事；老人政治最大的后事，就是解决好接班人问题，能让自己退休以后高枕无忧，职务不在权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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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禹对于舜的安排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对禅让表示反对。不满意，表现在他一开始并未服从舜的安排。他先选择了皋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皋陶本是个五让天下的贤人，他当然知道舜的安排，就称病不出，以至于死。禹才让于益，这么一折腾，算是对老人政治的挑战，但还不敢对禅让制亮剑。所以，在小试了一把自主权的牛刀之后，还是言归了禅让制的正传，此见于楚简《容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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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挑战了老人政治，儿子接着就敢亮剑禅让制，因为禅让制的本质，就是老人政治。敢动老人政治的奶酪，就动摇了禅让制的根柢。禹虽让益，但启不甘心，于是乎攻益自取。然，《史记》载，禹死，禅让于益，但诸侯附启，故益转让于启，然后，躲到箕山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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