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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罐子不足为奇，奇的是那两个字，在文字的出现宛若石破天惊堪称文明的标志时，陶罐上残留的两字就显得格外神奇。有字，居然是比卜辞、铭文还早的陶字，这本来就已神奇，若问两字——“文邑”的命意，那就更为神奇，乃文明所在地，即时下所谓“文化中国”之初，亦即华夏文明原始共同体。或曰，陶字“邑”与卜辞“尧”形似，故“文邑”，即“文尧”，又被人称为“尧都”。其地，在黄河边上，襄汾一隅，晋南陶寺；其时，当在尧、舜禅让，“禹曰文命”之时。史前国家形态，有古国和方国。古国，是以血缘为纽带以氏族为单位的氏族联盟；方国，是以地缘为基础以部落为主体的部落联盟。而陶寺文化，则不仅是以黄河流域为经，超越一方水土的地域性部落联盟，且以文化认同为纬，以龙山文化为本位，形成了黄河流域全方位的方国大联盟，一如我们今日所谓“联邦”。故尧、舜、禹之“文邑”，即是个“文化中国”的联邦，与二里头兴起的“王朝中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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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人来到中原嵩山地区，一开始并未进入二里头文化的发祥地伊洛流域，而是一竿子就插到了淮河流域的汝、颖之间，枢纽着黄淮与江汉。那时，以嵩山为根据地，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山南政权，便是从陶寺南下的夏后氏那一支；山北政权，则有可能是在“益干启位”中支持伯益的观、扈二族。《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三苗与虞为敌，观、扈与夏为敌，先在文化的边疆里发生文明的冲突，接着便产生王权，建立国家。最早的中国在夷夏东西文明冲突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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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从东方来，来自龙山文化，为了治水，加盟了唐虞联邦，以伯益为代表，助大禹治水，此为夷夏大联合时代。伯益，《尚书》称益，《史记》称大费。禹对舜说，治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所以，舜论功行赏时，“咨尔费，赞禹功”，并安排了益作为禹的接班人。人老了，喜欢安排后事；老人政治最大的后事，就是解决好接班人问题，能让自己退休以后高枕无忧，职务不在权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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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禹对于舜的安排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对禅让表示反对。不满意，表现在他一开始并未服从舜的安排。他先选择了皋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皋陶本是个五让天下的贤人，他当然知道舜的安排，就称病不出，以至于死。禹才让于益，这么一折腾，算是对老人政治的挑战，但还不敢对禅让制亮剑。所以，在小试了一把自主权的牛刀之后，还是言归了禅让制的正传，此见于楚简《容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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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挑战了老人政治，儿子接着就敢亮剑禅让制，因为禅让制的本质，就是老人政治。敢动老人政治的奶酪，就动摇了禅让制的根柢。禹虽让益，但启不甘心，于是乎攻益自取。然，《史记》载，禹死，禅让于益，但诸侯附启，故益转让于启，然后，躲到箕山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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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这么一说，就让人松了口气，因为它说出了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中的道德律，虽然不一定符合历史的事实。可事实是什么？请看《竹书纪年》这样说：“益干启位，启杀之。”从此，夷夏相争没了局。《尚书》里有“甘誓”，说的就是夷夏两军战于“甘”地，虽然夏胜夷败，但夏启一死，就发生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事。直至少康复兴以后，夏才真正统一了嵩山南北。因此，二里头一期还不是夏文化，要从二里头二期发掘出来的遗址，我们才看到了少康复兴的夏文化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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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5 羿的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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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这个人很有意思，从神到人，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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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光从神话向传说过渡，还从英雄时代向王权国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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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龙山文化为英雄时代，而羿就是贯穿龙山文化始末的英雄。从神话过渡到历史，在神话与历史的交错中，他被纠结着，走向神与人的悲剧。中国悲剧从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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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古希腊那样的悲剧样式，但中国悲剧精神却萌芽于此。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古希腊传说中的两个影子，一个是走向神却通往奴役之路的赫拉克勒斯的影子，还有一个就是走向王权却死于“女子与小人”之手的阿伽门农的影子。此二人者，分别属于神话和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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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考古学的眼光来看，与神话和史诗相对应的，应该是新石器和青铜时代，而中国的龙山文化就跨越了这两个时代。这种文化的跨越性，集中反映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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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从东方来，属于夷。我们看“夷”字，从大，从弓，乃背弓之人，而羿就是他们的代表。据说，弓箭乃夷人发明。《山海经·海内经》说，夷人先祖少皞，又名玄嚣，乃黄帝长子，生子般，般始为弓矢。《说文解字·矢部》也说“夷牟初作矢”，“夷牟”即牟夷，应为东夷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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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究竟是一个真实的个体生命，还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他的存在，是作为具体的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英雄形象？从神话英雄羿到历史人物后羿，有人硬要区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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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的神话，散见于《山海经》各处。《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弓，命羿扶下国。这位帝俊，经由王国维据卜辞考出，乃商人高祖“夔”，因形讹而衍为“喾”“夋”，即帝喾、帝俊。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帝喾、帝俊为同一人，亦具神话与历史交错的二重身份。其历史身份为帝喾，神话身份为帝俊。这很可能是一种文化安排，非独由汉字形讹所致，因为羿也如此，有神话羿和历史上的后羿，此为神话与历史交错时代之神人文化景观。其时，神话未歇，历史方兴，二者结合，而成一“史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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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中国古代文化，周秦以后为圣化，则此前之三代以远，亦即孔子所谓“祖述尧舜”之文化，则为神化。而三代以来的史官文化，便缘起于神化，故其使命，乃使历史人物神化，而神化之渊薮，则莫若神话。故三代之人物，多有二重身份，且交替出现，但并非真的就是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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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述史，止于“祖述尧舜”。其言不及炎黄之事，不语“怪力乱神”，不仅以理性的尺度做价值重估，且以之取舍历史，一部《山海经》就被他当作“怪力乱神”舍弃了，就如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他们的道德哲学里用理性驱逐了《荷马史诗》和神话。孔子作《春秋》，手里就拿了一把这样的剪刀，一刃为时间性，一刃为合理性，欲以此二刃，剪断神话脐带，以理性开显其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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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后来者，如太史公，虽说以继《春秋》而作《史记》自命，但其述史，却未能恪守孔子的理性原则，从炎黄开始，为炎黄子孙立一谱系，神话的脐带虽然不再，但脐带血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观其所述汉高祖本纪，就依然留了一根神化的尾巴，尤能见识神话血脉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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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皆曰孔子五百年前就已为汉家立法，但孔子还是不能完全改变史官文化。正如汉家政治路线阳儒阴法，汉家史官文化也是用历史的样式包裹起来的政治神话，以历史搞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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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太阳”来说，它从《山海经》里早就升起来了，可那是个自由化的世界，一下子就升起了十个“太阳”，一个个全都光芒万丈。天有十日，本来轮流执政，何以竟然一起跑了出来，都要来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太阳”腐败了！从共和行政堕落为共同分赃，这就是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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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十日”乃禅让制的神话图式，其可行在于轮流执政，一齐上，政治就要泡汤。何不想想，哪一国的人民，能养得起十个“太阳”？从成本的因素来考虑，最好只养一个。于是，神话里就有了羿射九日，从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羿和启一道终结禅让制，开启“夷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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