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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考古学的眼光来看，与神话和史诗相对应的，应该是新石器和青铜时代，而中国的龙山文化就跨越了这两个时代。这种文化的跨越性，集中反映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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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从东方来，属于夷。我们看“夷”字，从大，从弓，乃背弓之人，而羿就是他们的代表。据说，弓箭乃夷人发明。《山海经·海内经》说，夷人先祖少皞，又名玄嚣，乃黄帝长子，生子般，般始为弓矢。《说文解字·矢部》也说“夷牟初作矢”，“夷牟”即牟夷，应为东夷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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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究竟是一个真实的个体生命，还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他的存在，是作为具体的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英雄形象？从神话英雄羿到历史人物后羿，有人硬要区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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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的神话，散见于《山海经》各处。《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弓，命羿扶下国。这位帝俊，经由王国维据卜辞考出，乃商人高祖“夔”，因形讹而衍为“喾”“夋”，即帝喾、帝俊。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帝喾、帝俊为同一人，亦具神话与历史交错的二重身份。其历史身份为帝喾，神话身份为帝俊。这很可能是一种文化安排，非独由汉字形讹所致，因为羿也如此，有神话羿和历史上的后羿，此为神话与历史交错时代之神人文化景观。其时，神话未歇，历史方兴，二者结合，而成一“史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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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谓中国古代文化，周秦以后为圣化，则此前之三代以远，亦即孔子所谓“祖述尧舜”之文化，则为神化。而三代以来的史官文化，便缘起于神化，故其使命，乃使历史人物神化，而神化之渊薮，则莫若神话。故三代之人物，多有二重身份，且交替出现，但并非真的就是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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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述史，止于“祖述尧舜”。其言不及炎黄之事，不语“怪力乱神”，不仅以理性的尺度做价值重估，且以之取舍历史，一部《山海经》就被他当作“怪力乱神”舍弃了，就如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他们的道德哲学里用理性驱逐了《荷马史诗》和神话。孔子作《春秋》，手里就拿了一把这样的剪刀，一刃为时间性，一刃为合理性，欲以此二刃，剪断神话脐带，以理性开显其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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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后来者，如太史公，虽说以继《春秋》而作《史记》自命，但其述史，却未能恪守孔子的理性原则，从炎黄开始，为炎黄子孙立一谱系，神话的脐带虽然不再，但脐带血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观其所述汉高祖本纪，就依然留了一根神化的尾巴，尤能见识神话血脉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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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皆曰孔子五百年前就已为汉家立法，但孔子还是不能完全改变史官文化。正如汉家政治路线阳儒阴法，汉家史官文化也是用历史的样式包裹起来的政治神话，以历史搞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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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太阳”来说，它从《山海经》里早就升起来了，可那是个自由化的世界，一下子就升起了十个“太阳”，一个个全都光芒万丈。天有十日，本来轮流执政，何以竟然一起跑了出来，都要来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太阳”腐败了！从共和行政堕落为共同分赃，这就是禅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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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十日”乃禅让制的神话图式，其可行在于轮流执政，一齐上，政治就要泡汤。何不想想，哪一国的人民，能养得起十个“太阳”？从成本的因素来考虑，最好只养一个。于是，神话里就有了羿射九日，从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羿和启一道终结禅让制，开启“夷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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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6 河流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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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和夷，都在黄河流域，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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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祖为大禹，夷先乃伯益。为了治水，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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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对黄河流域的管理，就应该从西向东，上下游统管，如此这般，枢纽就应该在中原。于是，夏从上游去，夷自下游来，夷夏东西两大方国联盟，就在临汾盆地，龙门一带，形成夷夏共同体。这在历史传说中，便是尧舜禹时期，与之相应的考古遗址，则有陶寺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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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上，最能表达统一性的，不是山脉，而是河流。山脉正相反，就其实际情形而言，它在历史上，往往是割据之渊薮，起义之摇篮。而河流，它的流域，就是利益共同体，它像纽带一样，将生活在其流域中的人们联成一体。对于河流的管理——治水，要求表达统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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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和宗教兴起于山系，都指向天空，属于“天上观”体系，与中国传统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观”迥异。古希腊神山，矗立于天人之际，其神话故事，乃天上观体系。不仅神话故事，还有信仰故事，若与神相关时，多半也都在山里。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神的戒律，亚伯拉罕在摩利亚的一座山上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耶和华。这些，当然也都属于天上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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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世界屋脊，海拔四五千米，将天人关系一下就拉近了距离。人的每一口呼吸，都在感受天意；一举一动，都在体认天命。天命支配生命，这样的存在主义，就在天上观里。那里是信仰的地盘，那里是审美的领域，四顾荒寒中，具天地之大美矣。可功利性的文明，在此却很难发育，它要沿着河流，走下高原，走出山系，走到平原流域中去，去开垦农田，建造城市，成立国家组织。于是，进入中原，转向“天听自我民听”。这是天下观的声音，没有对神的礼赞，没有对上帝的奉献，灵魂的高原反应消失。思想从高原进入平原，从神话进入历史，从山中来的真理小溪，化作文明滔滔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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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上观里作为天帝的黄帝，在天下观里进入了“五帝本纪”。正如大平原上的河流都发源于山系，历史的根柢当然也就在神话里。寻找河源，其实是在寻找民族统一性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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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民族共处于一条大河流域，河流的属性决定了这些民族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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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之源头在哪里？“河出昆仑”一说，《禹本纪》里就有。可司马迁认为，《禹本纪》靠不住，因为《尚书·禹贡》早就说过，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积石”，就在青海和甘肃交界处，或称为祁连山余脉，或曰属昆仑山东系阿尼玛卿山；其青海部分，就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而甘肃部分，属于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山势南起土门关，北到黄河边，大禹治水，就从这里开始。传说，禹在积石山北段，凿出一条峡谷——积石峡，两岸绝壁千仞，斧削一般，便是大禹凿山导河之斧痕。清人《秦边记略》云：“盖黄河入中国，始于河州，禹之导河积石是也。”此为河之源，再往西去，司马迁就说不清了。所以，他声称，只相信《禹贡》里说的，至于《禹本纪》《山海经》所言，皆不足以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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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命戎禹”，何不顺着大禹治水的线索溯源，然后，从源头出发，由上而下，自西向东，从高原到平原……“戎”来了！从戈从甲，“戎禹”，乃西戎之禹，禹自西来，来与从大从弓的“夷”人伯益相会于中原，携手治水，共同表达河流的统一性，造就夷戎文明共同体——“文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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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夷戎到夷夏，夏就是“大”，戎变“大”了——就夏！从夷戎大联合到夷夏争天下，转变的关键，是戎变为夏。夏要走出尧舜共和时代，走出夷戎文明共同体，走向广域王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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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而有“益、启之争”，而有“陶寺革命”，而有“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而有“少康复兴”……这一系列的“夷夏相争”，从嵩山南北到大河上下，在黄淮和江汉乃至于长江流域逐次展开，不仅在从山到海的龙山文化的大河流域里展开，还打通了大江南北良渚文化的江湖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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