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00134
1702200135
1702200136
二里头的中国不同于陶寺中国，是个以政治认同取代文化认同的如许宏在《何以中国》里说的“广域王权国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王朝中国”。其中心区域，就在嵩山南北和伊洛盆地，其宫殿遗址所呈现的格局，宛如明清故宫范式。
1702200137
1702200138
而其文化分布区域之人口，据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统计，超过五千的城邑有三座，四至五千的各有一座，三千的有四座，一两千的有九座，五百到九百的有九座，三百以下的有五座。二十七座样本城邑，平均人口1000-1800人，如此估计，总人口在240-270万之间。这是大致考查过的，还有尚未发掘出来的，总计或许不止此数。人口情形就这样子，可他们都从哪里来呢？
1702200139
1702200140
1702200141
1702200142
1702200143
同以往依山傍水筑城而居的方式不一样，二里头王城不是因地制宜而成，而是王权思想与中国观念的建筑样式，这样的思想和观念，不是地方性的方国文明的成品，而是从方国文明走向中国文明的新生事物，是在龙山时代“逐鹿中原”的天下大势中形成的，如图所示。
1702200144
1702200145
这一带，原是仰韶文化地盘，至少晚期，已有仰韶文化小聚落，沿古伊洛河北岸零星分布。接着，早期龙山文化也来了，从东方来，取代仰韶文化，形成了河南龙山文化。在此基础上，先是与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互动，伊洛盆地受孕了，初现二里头文明的曙光。继而以嵩山为中心，以嵩山南北互动枢纽夷夏东西，或战与和，或分与合，围绕其主流——河流的统一性来表达。以河流为纽带，以治水为契机，自上而下，从西向东，展开了一个“夷夏好东西”的文化中国的布局，二里头兴起。
1702200146
1702200147
那时，“国”是文化的标志，而国中之国——“中国”，则是文化的最高标志。文化所及，首先是区域国土化，文化普及如何，先要看国土大不大；其次，是国土城市化，文化程度如何，重点要看城市化水平高不高。被考古学确认为二里头一期的文化，始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城市化面积已超一百万平方米，已有了国中之国的格局。从第二期开始，城市化面积已达三百万平方米以上。这还是就其大略而言，还不足以显示文化“中国”的水准。考古人许宏总结了“九个最”，可谓能得其大体。
1702200148
1702200149
许宏说，这里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习俗、鼎鬲文化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大汇聚。
1702200150
1702200151
1702200152
1702200153
1702200154
回到古典世界 [:1702197185]
1702200155
回到古典世界 18 夷夏东西文化
1702200156
1702200157
都说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或者说是希望，为什么会这样？
1702200158
1702200159
说到底，那还是因为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传统，就是从王朝出发。
1702200160
1702200161
殷墟的发现，虽然号称用“科学的方法”，坐实了“有册有典”的殷商王朝，但其实际，还是在延续清人的考据学，只不过在历史的考据法里，增加了个“二重证据”而已。
1702200162
1702200163
我们无意贬低其贡献，但其意义，在于方法论，而非历史观。将考古引入史学，本来是一次“范式革命”，因为考古告诉我们，除了有王朝史观里被人怀疑的“炎黄子孙”，还有考古学里诸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子孙，故难免要问：“究竟是做不靠谱的王朝子孙，还是做有待确认的文化的子孙？”对于传说中的炎黄，我们信其有，但不能认个鬼就当祖宗，而以子孙自居。炎黄即使在，那也是在史前文化中，就像在《山海经》里，他们只是其中一、二，而非所谓“人文初祖”，或最高神。
1702200164
1702200165
然而，考古学对于史官文化和王朝史观的挑战性，却被“二重证据法”扭转了。考古学的意义，从发现积淀的文化中国，转向证明王朝中国，满足于用地下证物来确认传说中的王朝，最好用碳十四之类的科技玩意儿，将一代王朝的存在往前推它个几百年乃至于上千年，不光为民族主义打气，还为王权主义寻根。这样，史官文化的仓库里又多了一件修补历史的工具，考古学变成了修补术。
1702200166
1702200167
有了殷墟成功的范例，考古人又试图以“二重证据法”来确认夏墟。可他们本应有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从遍地开花的各种类型的文化中去发现它们的统一性，发现一个文化中国。可他们并未这么做，因为他们在文明的源头上，还没有分清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还在把王朝当中国。
1702200168
1702200169
所以，当二里头文化出现时，他们的思想还在王朝史观里，把王朝的起源当作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而未能意识到王朝不过是文明的一个样式和国家的一种形式，岂能混一！
1702200170
1702200171
以王朝为文明本体和主体，这在王朝史观里，已然是集体无意识。或曰王朝遮蔽中国，王权代表文明，已三千年也。近世虽有新文化运动兴起，试以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取而代之，然则，无不附着于王朝立言。言经济还是不离资治，谈文化依然贵在经世，历史的经纬度，横竖还在王朝里。
1702200172
1702200173
刚冒出个二里头，马上就想到了夏朝的遗址——夏墟，这样的联想早已成了习惯和思维定式。在对文明和历史的认识上，连以科学方法自居的考古学，也被历史传统和民族主义牵着鼻子，进入“王朝为体，史官为用”的思想沼泽地，深陷其中而不自知，还自以为科学的起居于文明湿地。
1702200174
1702200175
本来，二里头文化时期，恰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吻合，它反映的就是“夷夏东西”的文化中国的大势。那个文化中国，是以龙山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各种文化形态；以治水为契机，由河流赋予文化中国以统一性。其规模与格局，岂是区区一个夏朝所能圈定的？
1702200176
1702200177
有人用“满天星斗”来称呼那时的文化。然而，与其自言自语地用天体来做不着边际的形容，何如从天上下来，还原为文化的江山，回到“夷夏东西”江河合流的文化中国？与其称二里头文化为夏，何不说它是以龙山文化为主体兴起的文化中国的标志，集中反映了“夷夏东西”的大势？
1702200178
1702200179
文化言“夏”不言“夷”，乃王朝史观所致，因王朝姓“夏”不姓“夷”。可在文化中国里，“夷”为主力，龙山文化就来自“夷”。“戎禹”和“夷益”，“夏启”和“夷羿”，前赴后继，开辟了“夷夏东西”大格局、大趋势。其格局，自西向东，从山到海，由上而下，形成了以大河为纽带的流域文明共同体以及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中国区域。其趋势，则非止于有夏一朝，而是跨越金、石两期，贯穿夏、商、周三代，直至历史转向中原南北，以王朝中国“南北朝”取代“夷夏东西”。
1702200180
1702200181
1702200182
170220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