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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中的“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由“汤”发端的“神化革命”,二是从“武”开始的“圣化革命”。“神化革命”通往“神王合一”,“圣化革命”则追求“圣王合一”。如果说夏商之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从“共和”向“革命”的转变,那么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则发生了从“神化”向“圣化”的转变。王国维有见于殷周之际,而无见于夏商之际,正是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神与王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使神话中的神下凡为王转变成历史中的王上升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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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中国古代文明从神话时代进入历史时期,那么殷周之际的“圣化革命”,则使中国文明从古代时期进入古典时期,开启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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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三代”——夏、商、周,在时间上,可与古希腊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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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世纪,以二里头文化为标志的“夏”诞生,而古希腊则有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国称霸于海上。公元前16世纪,从东部进入中原的夷商王国,灭了它的先行者夏,建立了商王朝。大约在同一时期,古希腊人的一支阿卡亚人,南下希腊半岛,取代米诺斯,建立迈锡尼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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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王国,在经历了英雄王国和官僚王国两个时期后,便开始衰落。特洛伊战争时,迈锡尼文明已成强弩之末。战争结果,一死,一伤,死的是特洛伊,受伤的是迈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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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存的阿卡亚人疲惫而归时,新生代已经叛逆,他们再也经受不起游牧民族骑兵来来往往的冲击。在再而衰、三而竭的垂死战斗中,他们终于被顽强的多利亚人彻底击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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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阿卡亚人发动特洛伊战争时,商王国也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当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时,商王国则被周人乘虚而入;当“女子与小人”的故事,奏出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序曲时,殷周之际的王朝更迭,也被归咎于“女子与小人”的贪欲。不同的是,当迈锡尼王阿伽门农死于“女子与小人”的阴谋时,同样胜利归来的商纣王,却在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中,以爱情做了他失败的殉礼。傅斯年说,纣能以爱而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在天下诸侯的合围中,他以大英雄之本领与命运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这样的评价,已非考证古史,而是惺惺相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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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明也在经历了先王和王朝两个时期以后,在王国向着帝国的发展中,在文明的原动力“革命”精神向着“神王合一”的王权主义的转变中,在地缘政治的合力——长时期的东夷和西戎的合击中,正在崛起的帝国突然倒下。同迈锡尼文明一样,它们都没有完成王国向帝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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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1 帝佑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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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方面,商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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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中,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史官文化”,而且还有工艺形态的“百工文化”。顾准认为,中国文化与工商业也有渊源。“商”的起源,就与商先王王亥服牛乘马经商有关。地下发掘,也证明商的都城是工商业中心,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和“百工”聚集、丛生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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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青铜工艺而言,商文明所拥有的技术,与阿卡亚人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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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的“百工文化”,要论其工艺水准和文明程度,我们从商代遗存的青铜文物中,即可见其一斑。但它主要还是政治文化,工艺技术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服务于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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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是兵事。商朝的政治,主要就是这两点。“百工文化”同“史官文化”一样“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重点也是“祀”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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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文化”的核心是青铜工艺。在商文明中,祭器和兵器皆为青铜所制,青铜不仅成了神权和王权的象征,而且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青铜里面出政权,“革命”要用青铜,巩固政权要用青铜,“率民以事神”还要用青铜。青铜产品的政治属性和信仰属性压倒了其商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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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在《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谈到城市起源时,借用了一个“城市革命”的概念。他指出,城市兴起有两条途径,一是技术与贸易途径,一是王朝政治途径。很显然,阿卡亚人的城邦走了一条以工商立国的“城市革命”路线,而商则把城市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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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卡亚人的重商主义的城邦殖民运动相比,商王国似乎更热衷于迁都。先王时期,自契至汤,迁了八次;开国以后,自汤以下,又迁了五次。殖民与迁都,政治文化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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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是自由的选择,它可以是个人的、团体的、家族的和城邦的行为,而迁都,则多半取决于统一的王权意志,是从地缘政治的轻重来考虑和对战略资源的掌控出发的国家行为。当帝王合一尚未完成时,王权的意志,要借助于祖先观念,靠了在天之灵,才能实现,尤其在迁都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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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甲微开始,商代才“有册有典”——进入有史时代。此前,属于传说时期,称祖先为先公;此后至汤以前,史称先王。商王一遇到政治难题,就会请出先王和先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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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之灵,乃上帝与祖先结合——帝祖合一,来到人间,就变成帝王合一。其理论前提是祖宗,而物质基础则是青铜,这不仅是因为青铜与神有渊源,如黄帝铸鼎羽化为仙,还是王权争夺的一个天命的砝码,是王国综合实力——从精神到物质力量的集约化。因此,开发和控制铜锡矿,就意味着拥有了帝佑天命的神权和王权。而铜锡矿的所在地,往往就是该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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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三代都城营造,张光直特别指出这一点。他发现,夏都所在,与中原铜锡矿分布区相吻合;商都沿着山东、河南山地边缘迁徙,进入豫北和晋南,也是为了控制铜锡矿的中心地带;周都由西向东,也与觅求矿源有关。三代时期,开采铜、锡矿的量大,一旦资源殆尽,就迁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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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盘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迁都问题上,商王盘庚是怎样利用祭祀权,让他的祖先告诫那些不遵从他的意志的臣民的祖先,令臣民的祖先抛弃他们不从王命的子孙:“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这样,商王就从臣民的祖先那里,获得了对臣民的生死予夺的权力。王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祖先,威胁不顺从的臣民,还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假托他人的祖先,恐吓其后人。如果臣民顺从,就能得到现世的回报。商王还会在“大享先王”的同时,使“尔祖其从与享之”,不然的话,他就要以祖先的名义“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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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帝作为最高神的观念早就有了,但商人以牺牲祭祖,却不祭天,其祭祀体系已然不同于信仰体系。商人信仰上帝,而祭祀祖先。祖先是牺牲的唯一享用者,而上帝却无此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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