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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中的“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由“汤”发端的“神化革命”，二是从“武”开始的“圣化革命”。“神化革命”通往“神王合一”，“圣化革命”则追求“圣王合一”。如果说夏商之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从“共和”向“革命”的转变，那么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则发生了从“神化”向“圣化”的转变。王国维有见于殷周之际，而无见于夏商之际，正是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神与王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使神话中的神下凡为王转变成历史中的王上升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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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夏商之际的“神化革命”，使中国古代文明从神话时代进入历史时期，那么殷周之际的“圣化革命”，则使中国文明从古代时期进入古典时期，开启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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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三代”——夏、商、周，在时间上，可与古希腊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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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世纪，以二里头文化为标志的“夏”诞生，而古希腊则有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国称霸于海上。公元前16世纪，从东部进入中原的夷商王国，灭了它的先行者夏，建立了商王朝。大约在同一时期，古希腊人的一支阿卡亚人，南下希腊半岛，取代米诺斯，建立迈锡尼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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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王国，在经历了英雄王国和官僚王国两个时期后，便开始衰落。特洛伊战争时，迈锡尼文明已成强弩之末。战争结果，一死，一伤，死的是特洛伊，受伤的是迈锡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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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幸存的阿卡亚人疲惫而归时，新生代已经叛逆，他们再也经受不起游牧民族骑兵来来往往的冲击。在再而衰、三而竭的垂死战斗中，他们终于被顽强的多利亚人彻底击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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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阿卡亚人发动特洛伊战争时，商王国也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当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时，商王国则被周人乘虚而入；当“女子与小人”的故事，奏出迈锡尼文明衰落的序曲时，殷周之际的王朝更迭，也被归咎于“女子与小人”的贪欲。不同的是，当迈锡尼王阿伽门农死于“女子与小人”的阴谋时，同样胜利归来的商纣王，却在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中，以爱情做了他失败的殉礼。傅斯年说，纣能以爱而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在天下诸侯的合围中，他以大英雄之本领与命运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这样的评价，已非考证古史，而是惺惺相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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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明也在经历了先王和王朝两个时期以后，在王国向着帝国的发展中，在文明的原动力“革命”精神向着“神王合一”的王权主义的转变中，在地缘政治的合力——长时期的东夷和西戎的合击中，正在崛起的帝国突然倒下。同迈锡尼文明一样，它们都没有完成王国向帝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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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1 帝佑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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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方面，商文明与迈锡尼文明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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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中，不仅有意识形态的“史官文化”，而且还有工艺形态的“百工文化”。顾准认为，中国文化与工商业也有渊源。“商”的起源，就与商先王王亥服牛乘马经商有关。地下发掘，也证明商的都城是工商业中心，是巫觋、宗教、文字的老家和“百工”聚集、丛生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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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青铜工艺而言，商文明所拥有的技术，与阿卡亚人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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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的“百工文化”，要论其工艺水准和文明程度，我们从商代遗存的青铜文物中，即可见其一斑。但它主要还是政治文化，工艺技术永远服从于政治权威，服务于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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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戎”，是兵事。商朝的政治，主要就是这两点。“百工文化”同“史官文化”一样“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重点也是“祀”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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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文化”的核心是青铜工艺。在商文明中，祭器和兵器皆为青铜所制，青铜不仅成了神权和王权的象征，而且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权力。青铜里面出政权，“革命”要用青铜，巩固政权要用青铜，“率民以事神”还要用青铜。青铜产品的政治属性和信仰属性压倒了其商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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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在《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谈到城市起源时，借用了一个“城市革命”的概念。他指出，城市兴起有两条途径，一是技术与贸易途径，一是王朝政治途径。很显然，阿卡亚人的城邦走了一条以工商立国的“城市革命”路线，而商则把城市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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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卡亚人的重商主义的城邦殖民运动相比，商王国似乎更热衷于迁都。先王时期，自契至汤，迁了八次；开国以后，自汤以下，又迁了五次。殖民与迁都，政治文化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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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是自由的选择，它可以是个人的、团体的、家族的和城邦的行为，而迁都，则多半取决于统一的王权意志，是从地缘政治的轻重来考虑和对战略资源的掌控出发的国家行为。当帝王合一尚未完成时，王权的意志，要借助于祖先观念，靠了在天之灵，才能实现，尤其在迁都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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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甲微开始，商代才“有册有典”——进入有史时代。此前，属于传说时期，称祖先为先公；此后至汤以前，史称先王。商王一遇到政治难题，就会请出先王和先公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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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之灵，乃上帝与祖先结合——帝祖合一，来到人间，就变成帝王合一。其理论前提是祖宗，而物质基础则是青铜，这不仅是因为青铜与神有渊源，如黄帝铸鼎羽化为仙，还是王权争夺的一个天命的砝码，是王国综合实力——从精神到物质力量的集约化。因此，开发和控制铜锡矿，就意味着拥有了帝佑天命的神权和王权。而铜锡矿的所在地，往往就是该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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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三代都城营造，张光直特别指出这一点。他发现，夏都所在，与中原铜锡矿分布区相吻合；商都沿着山东、河南山地边缘迁徙，进入豫北和晋南，也是为了控制铜锡矿的中心地带；周都由西向东，也与觅求矿源有关。三代时期，开采铜、锡矿的量大，一旦资源殆尽，就迁都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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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尚书·盘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迁都问题上，商王盘庚是怎样利用祭祀权，让他的祖先告诫那些不遵从他的意志的臣民的祖先，令臣民的祖先抛弃他们不从王命的子孙：“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这样，商王就从臣民的祖先那里，获得了对臣民的生死予夺的权力。王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祖先，威胁不顺从的臣民，还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假托他人的祖先，恐吓其后人。如果臣民顺从，就能得到现世的回报。商王还会在“大享先王”的同时，使“尔祖其从与享之”，不然的话，他就要以祖先的名义“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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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帝作为最高神的观念早就有了，但商人以牺牲祭祖，却不祭天，其祭祀体系已然不同于信仰体系。商人信仰上帝，而祭祀祖先。祖先是牺牲的唯一享用者，而上帝却无此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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