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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伐夏桀时，对民众做了一次演讲。他说，“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我要战争，而是“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有何罪呢？他说，桀不恤民力，人民要和他拼命，吼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而他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人民有难，他不能不管。他表示：“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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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条一战，他灭了夏桀，开启夷商王朝，时间约在公元前17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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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年后，汤子孙重蹈夏桀覆辙，轮到周王“武”来教训汤的子孙了。他先讲了一通“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的道理，将战争提到天命观的高度；接着就说“纣”的罪行，“弗敬上天，降灾下民”，这是总论。在总论的下面，他一条一条地算账。每一笔账，都是一条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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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一，纣贪图个人享受，不顾人民死活，“以残害于尔万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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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二，纣“敢行暴虐”，用酷刑杀人无数，使得“皇天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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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三，纣非命，不敬神，不祭祖，自称“我生不有命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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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三笔账，得出一个结论：“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因此，他疾呼：“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激励臣民和各国诸侯，不要犹豫，跟着他去诛暴君，干“革命”，顺天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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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率领盟军，向东方迎着木星前进。行军到汜水时，忽降大雨，过共头山，山崩塌了。这时，天空出现了彗星，头向东，尾向西，奔朝歌而去——王朝的扫把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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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歌，乃纣都，从羑里——今之汤阴向南行，行至今日淇县，就是那时的朝歌。纣王在城里建了高高的鹿台，登上鹿台，喝两口酒，对着朝阳唱歌。你想想看吧，那是怎样的感觉？醉醺醺地唱，一直唱到日落，连星星也出来了，就不再唱了，御风而行，去摘头顶上那闪烁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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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唱歌，晚上摘星，本来他就是神，他喜欢待在高台上，因为高台入云，就在天上。他不是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吗？他想在天上，不愿下来，因为他有了帝王合一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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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打来了，他发兵去迎击，向西南行至今日新乡，那时叫牧野，在这里打了一仗，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仗。《尚书》里面有记载，还铸在了青铜器上。那器称为“利簋”，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器内有铭文四行，共三十二个字，提到了这次战争。在甲子那天，武王向名叫“利”的右事卜问吉凶。本来，他做了一个好梦，可面对纣王大军，他有点儿心虚，还是忍不住要卜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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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梦相同，于是，他坚信“朕梦协朕卜，戎商必克”。当梦和卜都应验时，便在辛未那一天，赐金右事利，利铸器，为“利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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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虽荒唐，却不窝囊，本来他武功盖世，雄视八方，可为了一个女人，他不惜得罪天下，宁愿情殇。他带着心爱的女子，站在高高的鹿台上，饮酒高歌，然后放了一把火，大吼：“我生不有命在天”——他死也要死在天上。对于天如此执着，乃是基于他的“帝王合一”的宗教理想。既然祖先都在天上，那么他也要在天上，祖先能与上帝合而为一，他也要与上帝合一，哪怕为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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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便是这样的一个宗教改革家，对于“帝王合一”尤为迷恋。他要用王权去改造上帝，以“帝王合一”的方式，使上帝从自然神向人格神转变。他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人格化的具体存在，他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一个“帝王合一”的神权帝国，使“帝王合一”的理念坐实为国家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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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东征西讨，疲于奔命，周人牧野一击，击倒了他的神权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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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8 革命化的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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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周原立国，据高屋建瓴之势，东向以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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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所向，一出潼关，向河、洛，据东都，而经营黄河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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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出武关，向江、汉，及于淮域，而经营豫、鄂、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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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线，是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的路线；第二线，是文王“翦商”，行南国的路线。由此两线，可见周人立国规模大概：东西向，在山、海间；南北向，在长江、黄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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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范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原”，是一代王朝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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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经营中原，也有“三大法宝”：一以继续革命的民本主义，清算商朝“率民以事神”的神权主义；二以封邦建国的封建主义，取代商的方国联盟，管控国土；三以军权取代神权，以职业化的常备军——“士兵”，取代兵民合一的“民兵”，为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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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之战，在《中国历代战争史》里，被称为“以少胜多”的战例。据说，商有兵力七十万，而周的兵力只有数万。如此悬殊的对比，似乎印证了“大国商”与“小邦周”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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