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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一马平川,利于驰骋,周人以战车冲击临时召集的“民兵”,而非商之能征惯战的甲胄之士,不仅挥写了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的第一篇章,还以马拉战车,圆了革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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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以战车革了纣的命,周公以战车运载他的理想国,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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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9 周公革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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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从三代开始,迄今为止,就是一部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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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历史,以“汤武革命”为核心,革之时,大矣哉!夏殷之际,汤革命,“率民以事神”,为神化革命;殷周之际,文、武革命,从“事神”转向“崇圣”,为圣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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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文化,有同有异,就大体而言,殷人有信仰,周人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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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理想,我们总喜欢放在一起来谈,其实,它们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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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事神,当然要有信仰。信仰是绝对的,可以不讲道理,讲多了道理,反而产生怀疑。周人崇圣,圣代表理想,理想当然要讲道理,道理讲多了,越讲越深,理性就会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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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神讲到民本,拿信仰当作道理讲,周人就这样消解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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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成了文化的标准,这是上古史中的一次文化转型,王国维称之为“革命”。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在王权易姓,还在于理性超越了信仰而引领文明。当世界史的文明分期还处在神话时期,而周人却被《周易》带到了历史的领域。信仰,要以神为前提,而讲道理,则以历史为依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就是硬道理。一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每一爻,都来自历史,化作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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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穿透神话思维,没有奔向形而上学的天空,而是在历史中成长。若它没被历史化,而是进入了形而上学,它是否能像古希腊的哲学一样,也孕育出一次伟大的信仰呢?最深刻的信仰,都在哲学中萌芽。柏拉图的理念就是诞生神的哲学之床,而从历史的产道里分娩的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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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在历史的领域,非趋于信仰,乃追求理想。当圣人理想以国家形态出现,一个伟大的理想国——中国就诞生了。周公的理想国,还天于民,将民本主义引入了天命。同时,他还有“民主”思想。所谓“民主”,乃民与王合一,“主”就是王,就是“民”的代表——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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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易》是革命圣典,《书》乃“民主”代天立言,而《诗》则是“求民主”和“作新民”的文化宣言,还有《礼》,那是立国之根。因此,周公的理想国,是观念上的民本主义、制度化的礼治主义和作为国家战略的封建主义的结合,欲以此“三大主义”,使家天下都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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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嫡庶齐家,立长子治国,以封建而平天下,此乃周国策。小宗供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以血缘枢纽地缘,地缘扩张血缘,二者互动,形成周的家国和天下。对于异姓国,非宗法能一统者,即以婚姻通之。故天下之国,非兄弟,即甥舅,所谓一统之策,即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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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灭商后,既要向天下人有交代,也要向自家人有交代。由前者,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尧之后于蓟,舜之后于陈,禹之后于杞,纣之子武庚于殷;由后者,而封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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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周公摄政,兄弟相争,武庚遂叛,殷民复起。不得已,周公东征,平兄弟之乱,灭武庚,分殷民,复位封国。此次分封以后,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中原卫国最为重要。为安定殷遗民,周公又封殷王族之贤者微子启于宋,以示周人无意灭殷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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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殷民,周公不再立国监管他们,而是分民以治,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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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让殷人建国,由殷人自治,实则釜底抽薪,将欲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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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命无常的压力下,周人经营着他们的理想国——中国,把政权放在民本上,以“保民”代替“事神”,为此建立了常规军。为了防止文王“翦商”在周的“家天下”里重演,他们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以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变更了原来的方国体系。其结果,形成家天下。家天下还有另一面,便是以天下为一家,此为周人之理想,也是他们的战略。商之天下非家天下,乃方国林立的世界,而周人则以封建,将方国世界纳入家天下。历史上,还没有人像周人那样,将远大理想化为实际战略,而且富于成果。周人务实,他们的理想,必有相应的战略配合,而战略,则以常备军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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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那时的多利亚人。当周人大规模使用马拉战车时,多利亚人已娴熟地运用骑兵;当周人继承了商的青铜文明时,多利亚人早已成了铁器时代的主人。骑兵和铁器这两项技术在中国的广泛运用,大约是在“争城以战,杀人盈野”的战国时期,比多利亚人晚了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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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化和政治策略方面,周人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多利亚人。多利亚人的军国主义的技术优势,不仅没有带来物质文明的繁荣,反而造成绵延数世纪的“黑暗时代”。周人的优势,显然在文化方面,即以“天命”为核心的民本政治建设和以“算命”为导向的政治化的术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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