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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易》是革命圣典,《书》乃“民主”代天立言,而《诗》则是“求民主”和“作新民”的文化宣言,还有《礼》,那是立国之根。因此,周公的理想国,是观念上的民本主义、制度化的礼治主义和作为国家战略的封建主义的结合,欲以此“三大主义”,使家天下都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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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嫡庶齐家,立长子治国,以封建而平天下,此乃周国策。小宗供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以血缘枢纽地缘,地缘扩张血缘,二者互动,形成周的家国和天下。对于异姓国,非宗法能一统者,即以婚姻通之。故天下之国,非兄弟,即甥舅,所谓一统之策,即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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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灭商后,既要向天下人有交代,也要向自家人有交代。由前者,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尧之后于蓟,舜之后于陈,禹之后于杞,纣之子武庚于殷;由后者,而封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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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周公摄政,兄弟相争,武庚遂叛,殷民复起。不得已,周公东征,平兄弟之乱,灭武庚,分殷民,复位封国。此次分封以后,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中原卫国最为重要。为安定殷遗民,周公又封殷王族之贤者微子启于宋,以示周人无意灭殷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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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殷民,周公不再立国监管他们,而是分民以治,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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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让殷人建国,由殷人自治,实则釜底抽薪,将欲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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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命无常的压力下,周人经营着他们的理想国——中国,把政权放在民本上,以“保民”代替“事神”,为此建立了常规军。为了防止文王“翦商”在周的“家天下”里重演,他们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以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变更了原来的方国体系。其结果,形成家天下。家天下还有另一面,便是以天下为一家,此为周人之理想,也是他们的战略。商之天下非家天下,乃方国林立的世界,而周人则以封建,将方国世界纳入家天下。历史上,还没有人像周人那样,将远大理想化为实际战略,而且富于成果。周人务实,他们的理想,必有相应的战略配合,而战略,则以常备军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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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那时的多利亚人。当周人大规模使用马拉战车时,多利亚人已娴熟地运用骑兵;当周人继承了商的青铜文明时,多利亚人早已成了铁器时代的主人。骑兵和铁器这两项技术在中国的广泛运用,大约是在“争城以战,杀人盈野”的战国时期,比多利亚人晚了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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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化和政治策略方面,周人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多利亚人。多利亚人的军国主义的技术优势,不仅没有带来物质文明的繁荣,反而造成绵延数世纪的“黑暗时代”。周人的优势,显然在文化方面,即以“天命”为核心的民本政治建设和以“算命”为导向的政治化的术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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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0 从东西到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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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盘庚迁殷以前居奄地,那奄地,就在今之山东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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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殷以前,商人不停地迁徙,在奄地与殷地之间,迁来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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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搞定了殷地,自然不会放过奄地。奄地,是殷商的根据地。周初封建,就把殷商老家奄地,做了周公的封地,还把就近的“商以前故国”营丘,做了姜太公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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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战略重心东移,进入伊洛盆地,打造东都,在夷夏东西中以夏自居,且以齐、鲁诸国,控制殷民殷地。此一封建格局,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言,周人开国形势,向东北、东南,张开了两臂,抱殷商于肘腋间。此为西周立国之大格局,周公的封建大业即于此格局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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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可谓“出奇”;而周公东征,以继续革命,则唯有“用正”。《尚书·大传》说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倾全国之力,加以战车无敌,还是打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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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乱”之后,周公欲先伐奄国,奄为商的旧都。辛公甲提出:“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遂改攻淮、泗九夷,各个击破,然后,践奄地。奄国势孤,周公践之,将殷商连根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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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东征,先“救乱”——平了三监及武庚之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次灭九夷等五十余国,方“践奄”。可见商在东方的实力,亦可知以封建取代方国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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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最要紧的是“东西”。自东汉末以来,中国历史常分南北,或因政治分裂,或由异族统治。但此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对峙而不是南北对峙。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此为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以此为据,我们以为,周公东征,用封建制解决了“夷夏东西”问题,加上从吴太伯早已开始的“化行南国”路线,历史之轴遂因之而转,从“东西”转向“东南——西北”了。对此,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说,三代秦汉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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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所见,无及于此。故其言,直到东汉以后,方才进入“南北”问题,忽略了中间的历史形态。例如,傅言“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这样的说法,不仅忽略了中国上古历史曾有过方国时期,还忽略了自三代以来的王朝时期,就有楚与吴越,与中原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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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那个产生了《孙子兵法》和大运河的吴国,秦汉时那个“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以及以盐铁富甲天下而有七国之乱的吴国,难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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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问题,也不是到了东汉以后才有的。春秋时,就有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说法。这说法,出自《公羊传·僖公四年》。那时的“南夷”,大概指楚国,孔子在《春秋》里,就说“荆”后来改称为“楚”,动辄来侵。春秋时期,一百五十余国,《春秋》里有名的仅七十国,而言楚最多,竟有一百四十三次。除了中原那些老牌封建国家,如齐、晋、郑、卫等,楚无疑最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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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以封建,解决了“东西”问题,又引发了“南北”问题。南国,如楚、吴、越,仍持方国立场,没进入周人的家天下格局。也许周朝曾给了它们封建的名义,可它们却拒绝了被封建化。以方国对抗王朝,楚最有代表性。周人封建,荆夷不服,助武庚起兵,兵败,荆人遁入楚地,立国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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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周公东征后,又有昭王南征。东征,还是解决商的遗留问题;而南征,则要全面解决方国问题。而方国问题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楚国问题。许多方国,如虎方、扬越、淮夷等,都加盟楚国。楚已形成了一个大联邦,与周初封建的家天下对抗。楚人在江汉流域,狙击了周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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