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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易》是革命圣典，《书》乃“民主”代天立言，而《诗》则是“求民主”和“作新民”的文化宣言，还有《礼》，那是立国之根。因此，周公的理想国，是观念上的民本主义、制度化的礼治主义和作为国家战略的封建主义的结合，欲以此“三大主义”，使家天下都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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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嫡庶齐家，立长子治国，以封建而平天下，此乃周国策。小宗供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以血缘枢纽地缘，地缘扩张血缘，二者互动，形成周的家国和天下。对于异姓国，非宗法能一统者，即以婚姻通之。故天下之国，非兄弟，即甥舅，所谓一统之策，即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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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灭商后，既要向天下人有交代，也要向自家人有交代。由前者，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尧之后于蓟，舜之后于陈，禹之后于杞，纣之子武庚于殷；由后者，而封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姓五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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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周公摄政，兄弟相争，武庚遂叛，殷民复起。不得已，周公东征，平兄弟之乱，灭武庚，分殷民，复位封国。此次分封以后，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中原卫国最为重要。为安定殷遗民，周公又封殷王族之贤者微子启于宋，以示周人无意灭殷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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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殷民，周公不再立国监管他们，而是分民以治，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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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让殷人建国，由殷人自治，实则釜底抽薪，将欲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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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命无常的压力下，周人经营着他们的理想国——中国，把政权放在民本上，以“保民”代替“事神”，为此建立了常规军。为了防止文王“翦商”在周的“家天下”里重演，他们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以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变更了原来的方国体系。其结果，形成家天下。家天下还有另一面，便是以天下为一家，此为周人之理想，也是他们的战略。商之天下非家天下，乃方国林立的世界，而周人则以封建，将方国世界纳入家天下。历史上，还没有人像周人那样，将远大理想化为实际战略，而且富于成果。周人务实，他们的理想，必有相应的战略配合，而战略，则以常备军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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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那时的多利亚人。当周人大规模使用马拉战车时，多利亚人已娴熟地运用骑兵；当周人继承了商的青铜文明时，多利亚人早已成了铁器时代的主人。骑兵和铁器这两项技术在中国的广泛运用，大约是在“争城以战，杀人盈野”的战国时期，比多利亚人晚了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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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文化和政治策略方面，周人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多利亚人。多利亚人的军国主义的技术优势，不仅没有带来物质文明的繁荣，反而造成绵延数世纪的“黑暗时代”。周人的优势，显然在文化方面，即以“天命”为核心的民本政治建设和以“算命”为导向的政治化的术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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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0 从东西到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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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盘庚迁殷以前居奄地，那奄地，就在今之山东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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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殷以前，商人不停地迁徙，在奄地与殷地之间，迁来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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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搞定了殷地，自然不会放过奄地。奄地，是殷商的根据地。周初封建，就把殷商老家奄地，做了周公的封地，还把就近的“商以前故国”营丘，做了姜太公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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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战略重心东移，进入伊洛盆地，打造东都，在夷夏东西中以夏自居，且以齐、鲁诸国，控制殷民殷地。此一封建格局，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言，周人开国形势，向东北、东南，张开了两臂，抱殷商于肘腋间。此为西周立国之大格局，周公的封建大业即于此格局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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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可谓“出奇”；而周公东征，以继续革命，则唯有“用正”。《尚书·大传》说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倾全国之力，加以战车无敌，还是打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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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乱”之后，周公欲先伐奄国，奄为商的旧都。辛公甲提出：“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遂改攻淮、泗九夷，各个击破，然后，践奄地。奄国势孤，周公践之，将殷商连根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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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东征，先“救乱”——平了三监及武庚之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次灭九夷等五十余国，方“践奄”。可见商在东方的实力，亦可知以封建取代方国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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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最要紧的是“东西”。自东汉末以来，中国历史常分南北，或因政治分裂，或由异族统治。但此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对峙而不是南北对峙。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此为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以此为据，我们以为，周公东征，用封建制解决了“夷夏东西”问题，加上从吴太伯早已开始的“化行南国”路线，历史之轴遂因之而转，从“东西”转向“东南——西北”了。对此，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说，三代秦汉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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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所见，无及于此。故其言，直到东汉以后，方才进入“南北”问题，忽略了中间的历史形态。例如，傅言“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这样的说法，不仅忽略了中国上古历史曾有过方国时期，还忽略了自三代以来的王朝时期，就有楚与吴越，与中原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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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那个产生了《孙子兵法》和大运河的吴国，秦汉时那个“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以及以盐铁富甲天下而有七国之乱的吴国，难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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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问题，也不是到了东汉以后才有的。春秋时，就有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说法。这说法，出自《公羊传·僖公四年》。那时的“南夷”，大概指楚国，孔子在《春秋》里，就说“荆”后来改称为“楚”，动辄来侵。春秋时期，一百五十余国，《春秋》里有名的仅七十国，而言楚最多，竟有一百四十三次。除了中原那些老牌封建国家，如齐、晋、郑、卫等，楚无疑最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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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以封建，解决了“东西”问题，又引发了“南北”问题。南国，如楚、吴、越，仍持方国立场，没进入周人的家天下格局。也许周朝曾给了它们封建的名义，可它们却拒绝了被封建化。以方国对抗王朝，楚最有代表性。周人封建，荆夷不服，助武庚起兵，兵败，荆人遁入楚地，立国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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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周公东征后，又有昭王南征。东征，还是解决商的遗留问题；而南征，则要全面解决方国问题。而方国问题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楚国问题。许多方国，如虎方、扬越、淮夷等，都加盟楚国。楚已形成了一个大联邦，与周初封建的家天下对抗。楚人在江汉流域，狙击了周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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