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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2 从礼仪到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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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春秋历史，皆以“礼崩乐坏”言之，似为古今学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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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识多有盲区，司空见惯处，往往就是认识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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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超越周室与王命的局限来看那时，就会发现春秋时代堪称周礼普及时期。春秋风气之盛者，无过于尚礼一事。观《左传》所载，可见当时士，论国之兴衰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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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命不行之时，礼却成为诸侯各自为政的国际惯例，沿着两个路径——礼仪和礼义发展下去，在此消彼长中，逐渐由世俗的规则上升为普遍法则，由行为规范发展出礼的精神功能，在制度化的基础上以本体意义奠基。其结果，使自由思想的能量空前释放，理性获得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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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礼”？在《左传》《国语》里，诸子对“礼”进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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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侯往晋国去，一路上，言行举止，全无失礼。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善于礼呀。回答是：焉知礼！何以言之？曰：是仪也，非礼也！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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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叔齐论礼，将时代精神注入礼中，把礼从琐屑的仪式中解放出来，以礼作为政治综合指数，来评价一国的政治状况，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从而确立起“礼所以守国”的标准。以此为标准来看鲁侯，鲁国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人，为一国君，难将及身，礼之本末焉在？乃习仪以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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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说，那些都是仪，非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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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问，何谓礼？子大叔说，他听子产讲过，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经地义，要民来坐实——“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然后，分门别类，对礼的政治文化，做了面面观的考察，举凡祭祀、服饰、音律、夫妇、父子、君臣、刑政、民气皆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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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因天地人而设，天地间，人因礼而生，依礼而行，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礼为“他律”，亦当“自律”，方为成人——“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由“他律”转向“自律”，是人的主体性自觉，是自然法与道德律的统一。人在这种统一性中发现自我，觉醒了人性中的“义”。因此，子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把礼提升到具有自然法性质的高度，成为人类“他律”的必然性法则，而勿使“民失其性”，而且他以礼容纳了天地人之间的共性，使礼转化为人的内在性，构成了普遍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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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唯破“仪”，方能被赋予人类精神——“义”的内涵，成为“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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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原则”，使礼拥有绝对价值；而其开放性，又使它具有“博施于众”的平等的实践理性。因此，当礼作为天子和贵族的特权而一落千丈时，它反而因普遍的价值认同而上升为绝对精神。春秋诸子将礼提升为超越于特权的理性权威，使礼脱胎换骨而成为普遍的原则，而仪则因特权之提倡而愈益烦琐，在陈陈相因的烦琐中迷失其理性的权威，最终在“礼不下庶人”的自我封闭中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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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礼比，诸子更好“义”，以“义”入礼，使礼新生。“义”原属于“德”的范畴，本为“德质”。若谓礼为文，则“义”当为“质”，“义”乃先天之“质”，而礼为后天之文。且诸子“言义必及利”，“义以生利，礼以丰民”“夫义者，利足也”“废义则利不立”，不像后来孟子“罕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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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溯源礼宗，仍然“吾从周”。他们没有到神那里去寻找“礼”的根据，而是从天道和祖先那里找到“礼”的来源，礼因之而“为生民立命”。其实，诸子并不过于看重“礼”的起源，认为，礼与天地并生乃自明的公理，已有“先圣作则”，循之即可。他们更加强调“礼”的世俗的文化意义——“礼义”：君令臣奉，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并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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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礼”无处不在。在王权衰落，战争频仍之时，“礼”取代王权成为最高权威，作为内政、外交及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发挥其积极作用，维护“礼”是社会的普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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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周内史叔兴父在谈到晋文公必霸诸侯时，他说：“晋侯其能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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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侯问仲孙：“鲁可取乎？”对曰：“不可。”何也？就因为鲁不弃周礼，故未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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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处于晋、楚之间，何以立国？或曰有礼，故无大国之讨，其数世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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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侯攻打鲁国，季文子大骂：齐侯不得好死！自己无礼，攻打有礼，还说什么“女何故行礼”！何也？就因为礼义顺天，乃天之道也！齐侯自己反天，还要讨人，所以，不得好死也。齐使聘鲁，彬彬有礼，有人就说：这样有礼，社稷之卫也。他们都把礼当作国际法，用礼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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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在国际关系中的仲裁作用，虽然主要是基于王权和主权相结合的礼义原则，但是民意也很重要。在霸政之下，民心所向，往往是反映“礼”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制裁常常受这一指标的引导。“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如楚王听说蛮氏动乱和蛮子没有信用，派兵杀之，占领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世人以此为“礼也”。《左传》记载的此类事情甚多。以论战而著名的曹刿说：“夫礼，所以整民也。”以此类推，由内政而延伸至外交，自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夫礼，所以整诸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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