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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2 从礼仪到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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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春秋历史,皆以“礼崩乐坏”言之,似为古今学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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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识多有盲区,司空见惯处,往往就是认识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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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超越周室与王命的局限来看那时,就会发现春秋时代堪称周礼普及时期。春秋风气之盛者,无过于尚礼一事。观《左传》所载,可见当时士,论国之兴衰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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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命不行之时,礼却成为诸侯各自为政的国际惯例,沿着两个路径——礼仪和礼义发展下去,在此消彼长中,逐渐由世俗的规则上升为普遍法则,由行为规范发展出礼的精神功能,在制度化的基础上以本体意义奠基。其结果,使自由思想的能量空前释放,理性获得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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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礼”?在《左传》《国语》里,诸子对“礼”进行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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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侯往晋国去,一路上,言行举止,全无失礼。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善于礼呀。回答是:焉知礼!何以言之?曰:是仪也,非礼也!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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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叔齐论礼,将时代精神注入礼中,把礼从琐屑的仪式中解放出来,以礼作为政治综合指数,来评价一国的政治状况,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从而确立起“礼所以守国”的标准。以此为标准来看鲁侯,鲁国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人,为一国君,难将及身,礼之本末焉在?乃习仪以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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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周旋之礼”,子大叔说,那些都是仪,非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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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简子问,何谓礼?子大叔说,他听子产讲过,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经地义,要民来坐实——“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然后,分门别类,对礼的政治文化,做了面面观的考察,举凡祭祀、服饰、音律、夫妇、父子、君臣、刑政、民气皆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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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因天地人而设,天地间,人因礼而生,依礼而行,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礼为“他律”,亦当“自律”,方为成人——“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由“他律”转向“自律”,是人的主体性自觉,是自然法与道德律的统一。人在这种统一性中发现自我,觉醒了人性中的“义”。因此,子产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把礼提升到具有自然法性质的高度,成为人类“他律”的必然性法则,而勿使“民失其性”,而且他以礼容纳了天地人之间的共性,使礼转化为人的内在性,构成了普遍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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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唯破“仪”,方能被赋予人类精神——“义”的内涵,成为“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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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原则”,使礼拥有绝对价值;而其开放性,又使它具有“博施于众”的平等的实践理性。因此,当礼作为天子和贵族的特权而一落千丈时,它反而因普遍的价值认同而上升为绝对精神。春秋诸子将礼提升为超越于特权的理性权威,使礼脱胎换骨而成为普遍的原则,而仪则因特权之提倡而愈益烦琐,在陈陈相因的烦琐中迷失其理性的权威,最终在“礼不下庶人”的自我封闭中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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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礼比,诸子更好“义”,以“义”入礼,使礼新生。“义”原属于“德”的范畴,本为“德质”。若谓礼为文,则“义”当为“质”,“义”乃先天之“质”,而礼为后天之文。且诸子“言义必及利”,“义以生利,礼以丰民”“夫义者,利足也”“废义则利不立”,不像后来孟子“罕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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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溯源礼宗,仍然“吾从周”。他们没有到神那里去寻找“礼”的根据,而是从天道和祖先那里找到“礼”的来源,礼因之而“为生民立命”。其实,诸子并不过于看重“礼”的起源,认为,礼与天地并生乃自明的公理,已有“先圣作则”,循之即可。他们更加强调“礼”的世俗的文化意义——“礼义”:君令臣奉,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并以之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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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礼”无处不在。在王权衰落,战争频仍之时,“礼”取代王权成为最高权威,作为内政、外交及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而发挥其积极作用,维护“礼”是社会的普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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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周内史叔兴父在谈到晋文公必霸诸侯时,他说:“晋侯其能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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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侯问仲孙:“鲁可取乎?”对曰:“不可。”何也?就因为鲁不弃周礼,故未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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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处于晋、楚之间,何以立国?或曰有礼,故无大国之讨,其数世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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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侯攻打鲁国,季文子大骂:齐侯不得好死!自己无礼,攻打有礼,还说什么“女何故行礼”!何也?就因为礼义顺天,乃天之道也!齐侯自己反天,还要讨人,所以,不得好死也。齐使聘鲁,彬彬有礼,有人就说:这样有礼,社稷之卫也。他们都把礼当作国际法,用礼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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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在国际关系中的仲裁作用,虽然主要是基于王权和主权相结合的礼义原则,但是民意也很重要。在霸政之下,民心所向,往往是反映“礼”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制裁常常受这一指标的引导。“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如楚王听说蛮氏动乱和蛮子没有信用,派兵杀之,占领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世人以此为“礼也”。《左传》记载的此类事情甚多。以论战而著名的曹刿说:“夫礼,所以整民也。”以此类推,由内政而延伸至外交,自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夫礼,所以整诸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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