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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孔子坐着车子来了，很有气势，没想到天上出了日食，天人感应，使他迟疑。于是，老子说道：你所说的，都是死人说过的，他们连骨头都烂了，就留下这些话，只有你还记得，真不易。君子啊，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子来去，很风光的样子；不走运的时候，就像蓬蒿一样被风吹去，一副倒霉相，这都不好。我听说啊，真有本钱的人，好像什么都没有，从来不拿本钱吹嘘，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有本钱；真有德行的人，从来不表白自己，而是一脸憨厚的样子。可你啊，对自己要求太高，又怕世人不知道，所以，总想表现自己。这些都是你身体上的浮光，闪耀在你的外表和行为上，会对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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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史在王官之学里，居中心位置。礼出于史，问礼，亦当由史而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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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之际的“革命”，不光是政治革命，还是文化革命，孔子本殷裔，却要“吾从周”，而曰“郁郁乎文哉”！孔子“梦见周公”，做着周礼的梦，那是文明的轴心期到来时的一个文化中国的梦，他把这梦想寄托在王朝上。如今，我们来看那一梦，把它放到轴心期的始末上来看，就发现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的文化革命，已经开启了中国文明轴心期的先例，到了孔子与老子相会时，中国文明的轴心期就正式开幕了，如图所示，是汉画像砖上的孔子与老子相会的故事。这样的汉画故事，非止一处，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土。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标志，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范式的意义。以至于南宋，而有朱熹和陆九渊相会；至于晚明，则有徐光启和利玛窦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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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问礼，以野人自居，本欲问难。不料，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使他不争而胜。相争变成了相惜，孔子对老子也不由得佩服起来。从老子那里回来，他对弟子说：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下跑的，我都能对付，只有龙，乘风云而变化，我不知该怎样来对付它，老子就像这龙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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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走了，给孔子让出了“圣化”之道，使孔子终于成了中国文化的圣人；而孔子则师事老子，尤以龙喻之，以为仙矣。两人相揖、相让，各自成了中国文化两条路线的代表。孔子代表了入世的“圣化”路线，而有其“周孔之教”；老子代表了出世的“仙化”路线，而有其“黄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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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行黄老之道，文化亦有神仙风味。《史记》里就写了神仙人物，如张良从黄石公学，从赤松子游，还写了秦始皇、汉武帝游仙。张良“仙化”而去，其八世孙张道陵，以老子为教祖，将“仙化”更加神秘化和体系化，并加以仪式化和组织化，成为道教创始人。然而，老子“仙化”之缘起，却在《老子韩非列传》里滥觞。孔子的“犹龙”说，使老子“仙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世外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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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历史性，如无孔子为参照，则根本无法确认。作为历史人物，老子犹如月亮，需要向孔子借光，没有孔子反光，其存在即为虚妄。“圣化”是历史化，而“仙化”是非历史化。历史人物不宜长寿，寿命长了，反而会非历史化。因为历史的本质不是时间，而是时间性的思想和事件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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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6 思想者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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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见老子，有两次。一次是问礼，一次是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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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礼那一次，就是已过“而立”的孔子，去洛阳见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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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往南去，去一个名叫“沛”的地方，去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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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问他，我听说你现在是北方的贤者了，得道了吗？孔子回答说，没有得道。老子问他，你怎样求道？孔子回答说，我求之于“度数”，求了五年，都没有得道。老子再问，你接下来呢？孔子回答说，我求之于“阴阳”，求了十二年之久，还是没有得道。老子说：道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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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第一次相见时，孔子三十四岁。此前，孔子以为最高的学问是礼，见了老子，才知道还有更高的学问道。两人分手以后，孔子由问礼而求道，求之于“度数”五年，求之于“阴阳”十二年，一共花了十七年时间。到他再见老子时，刚好如庄子所言，已是“行年五十有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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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圣化”的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觉悟，他“三十而立”——立于礼，所以来问礼；“五十而知天命”——得道，所以来问道。老子告诉他，礼是先王遗迹，尚有文献可求，你来问礼，我可以把文献给你。你来问道，我不能把道给你，因为道不是东西，不能拿来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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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还说：如果道能拿来，人们早就把道拿来侍奉双亲了；如果道能送人，人们早就把道献给他们的君主了；道也不是知识和经验，不能传授于人，不能作为财产，如果道能传授于人，人们早就把道告诉他们的兄弟了；如果道能作为财产，人们早就把道传给他们的子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道本来就是内在的，就在你的生命里，是自然的。你觉悟了，它就在你心里，同万物相印证；你不觉悟，它就不会留在你心里，也不会出来印证自己，外面的道就不来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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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从生命中来，不是从外面来，这就是圣人自在。所谓圣人，就是道，就是你自身，这叫作“圣人不出”；从外面进来的，不能主导你的生命，因为道是你的圣人，已经成为你自身，这叫作“圣人不隐”。名，是外在的东西，是所谓“公器”，不可以多取，取多了，会将自身的道遮蔽。仁义，不妨让先王歇歇脚，住一两夜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久居。你老在外面跑，而忘了回到自身，这样求道，当然不成。放不下名器，道就会被遮蔽，只晓得在外历练，却不知圣人之道就是自我开显。孔子前次问礼，老子教他如何看待文献——“死人之言”；此次问道，老子教他如何求道——“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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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由鲁至“沛”，是私人性的，乃周游列国的一部分，不像上一次问礼，鲁国的国君还派了车子。“沛”离鲁国很近，孔子往楚国去，过“沛”地，刚好老子在此隐居，他顺道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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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地值得一提，靠近老子故里，乃南北交界、东西相接之地。淮河自西向东流经于此，而有泱泱“沛泽”昭示“上善若水”。庄子说孔子“南之沛”，那时“沛”还不是楚地。春秋时，“沛”属宋国，战国时，庄子居宋之蒙地，与“沛”邻居。陈之苦县，宋之沛、蒙，都在淮河下游。在自然地理上，秦岭至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分界线——冬季零度等温线分界线，暖温带与亚热带分界线……在人文地理上，这一线，却是两河流域的结合部。先秦时期，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统一性在此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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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两代王朝，都在这一线诞生。秦朝生于秦岭那一端，而汉朝则孕于淮河下游那一段。汉之根柢，就在老子当年隐居的沛县，其地就在淮河下游那一段，开启了黄老思想的源泉。汉朝的开创者们，大都从这里走出来，几乎是清一色的平民化的黄老之徒。汉初黄老之治，便起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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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马迁看老子，其视野却在秦岭那一端。如孔子问礼，老子出关，还有到秦国去的太史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秦岭那一边。司马迁是秦人，言老子立足于秦，关注秦岭那一端。至于淮河下游那一段，有关老莱子之事，则存疑。与孔子周游列国不同，老子活动在秦岭淮河一线。当时，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在秦岭那一边，秦人称他老聃，或太史儋；淮河下游那一边，楚人称他老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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