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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马迁看老子,其视野却在秦岭那一端。如孔子问礼,老子出关,还有到秦国去的太史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秦岭那一边。司马迁是秦人,言老子立足于秦,关注秦岭那一端。至于淮河下游那一段,有关老莱子之事,则存疑。与孔子周游列国不同,老子活动在秦岭淮河一线。当时,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在秦岭那一边,秦人称他老聃,或太史儋;淮河下游那一边,楚人称他老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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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7 思想的伸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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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后不久,陈国就被楚灭了。那时,老子可能还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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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齐灭宋,刚好庄子去世。楚得沛、蒙之地,设县而治。老子和庄子,从此入楚籍,被后人称作楚人了。对于楚国来说,得区区陈、宋之地,不如得老、庄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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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变成了楚人,楚人称他为“老莱子”,何以要如此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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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皆以姓氏称之。如孔子、孟子、庄子等,皆称姓氏。老子姓李,本来,也应该称为李子。可诸子中,唯有老子和老莱子,以寿考称。“子”,本来就是尊称,加上姓氏,称李子,再加上寿考,称老李子,乃尊上加尊。很可能就是孔子带头称老子,使老子独享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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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重读《老子韩非列传》”,发现“老李子和老莱子”是同一人。他还发现,《说文》中“李”字,在楚简里,就是“莱”字。此见于《郭店楚简校读记》“老李子和老莱子”。他确信,老莱子就是那个出函谷关,为尹喜“着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的“老李子”。可老莱子,另有著作十五篇传世,他们各自的著作,司马迁都见过的,看来不太一样。所以他只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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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下篇是老子在秦岭那一边的著作,而十五篇则是老子隐居在淮河下游这一段的著作。同为一人,在不同之地,会有不同思想。《老莱子》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和《老子》上、下篇的思想应该大同小异。其差异性,很可能类似今本老子与郭店楚简本《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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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老子》写于函谷关,其缘起为孔子问礼,多针对儒家言。老子在秦岭那一边,对儒家思想,尤其是礼与仁,进行了批判,因为那里离儒家远,他可以放言。孔子虽然也想入秦,但终于未能成行,其活动范围,主要还在淮河下游一带。老子隐于此,言论有所收拾。有人将《老子》竹简本与今本对比,发现其中没有与儒家冲突的文字。今本中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而竹简本为“绝伪弃虑”“绝智弃辩”;今本否定礼与贤,倡导愚民和权术,而竹简本却没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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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老子与儒家“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据今本《老子》而言的。竹简本《老子》不同。风土不一样,人情不一样,同一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秦地民风,乃戎狄风俗,愚而武。尚愚,所以“绝圣弃智”;尚武,所以“绝仁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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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方之民风尚礼,智而文。然智之弊在伪,文之弊在辩,所以要“绝伪弃虑”“绝智弃辩”。老子之言,“维民所止”,没有拘泥。东方儒风很盛,仁义流行,他不反对;秦风“绝仁弃义”,他也顺应。后来,法家来到秦国,就用老子的“绝仁弃义”“绝圣弃智”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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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在秦岭淮河一线,朝东西方两个方向发展。向东方发展的是庄子,他接着老子在淮河下游一带隐居,发展了老子的隐士路线,走向神仙;向西方发展的是韩非,他发展了老子的史官路线,走向王权。司马迁很有眼力,他看出了老子思想发展的两条路线。但他不写老庄列传,而写老子韩非列传,可见他的立场在秦岭那一边,以秦地为根。当然,他也没有忘了庄子,在老子与韩非之间,他把庄子夹塞在里面。你庄子不是要当隐士吗?那就让你隐于《老子韩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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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并称,那是魏晋以后兴起来的;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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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8 争鸣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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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代,两个时代的风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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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诸侯争霸的情形大不相同,诸子争鸣的方式也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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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异同,是春秋时代诸子共和的一个范例。他们相揖、相让,并非仅仅属于两个思想者之间的个案,那是一种春秋人风范——“立于礼”,即便相争,也要有一番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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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战国就不同了,孟子“辟杨、墨”,就很带有兼并战争的气息。一句“无君无父,是谓禽兽”,等于给“杨、墨”判了死刑。别怪孟子狠,墨者非儒,同样是不留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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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百家争鸣”,就以为当时的言论有多么自由。其实,在诸子异说的表象下,埋伏着“定于一”的杀气。异说乃不得已,一有可能,就要“定于一”。争鸣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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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却反戈一击。《非儒》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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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来到齐国,齐景公问晏子,孔某为人如何?晏子不回答。景公又问,还是不回答。景公说道,人们跟我谈起孔某,都说他是贤人,我问你,你却不回答,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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