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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马迁看老子，其视野却在秦岭那一端。如孔子问礼，老子出关，还有到秦国去的太史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秦岭那一边。司马迁是秦人，言老子立足于秦，关注秦岭那一端。至于淮河下游那一段，有关老莱子之事，则存疑。与孔子周游列国不同，老子活动在秦岭淮河一线。当时，也许有这样的可能，在秦岭那一边，秦人称他老聃，或太史儋；淮河下游那一边，楚人称他老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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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7 思想的伸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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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后不久，陈国就被楚灭了。那时，老子可能还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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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齐灭宋，刚好庄子去世。楚得沛、蒙之地，设县而治。老子和庄子，从此入楚籍，被后人称作楚人了。对于楚国来说，得区区陈、宋之地，不如得老、庄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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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变成了楚人，楚人称他为“老莱子”，何以要如此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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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皆以姓氏称之。如孔子、孟子、庄子等，皆称姓氏。老子姓李，本来，也应该称为李子。可诸子中，唯有老子和老莱子，以寿考称。“子”，本来就是尊称，加上姓氏，称李子，再加上寿考，称老李子，乃尊上加尊。很可能就是孔子带头称老子，使老子独享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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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重读《老子韩非列传》”，发现“老李子和老莱子”是同一人。他还发现，《说文》中“李”字，在楚简里，就是“莱”字。此见于《郭店楚简校读记》“老李子和老莱子”。他确信，老莱子就是那个出函谷关，为尹喜“着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的“老李子”。可老莱子，另有著作十五篇传世，他们各自的著作，司马迁都见过的，看来不太一样。所以他只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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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下篇是老子在秦岭那一边的著作，而十五篇则是老子隐居在淮河下游这一段的著作。同为一人，在不同之地，会有不同思想。《老莱子》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和《老子》上、下篇的思想应该大同小异。其差异性，很可能类似今本老子与郭店楚简本《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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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老子》写于函谷关，其缘起为孔子问礼，多针对儒家言。老子在秦岭那一边，对儒家思想，尤其是礼与仁，进行了批判，因为那里离儒家远，他可以放言。孔子虽然也想入秦，但终于未能成行，其活动范围，主要还在淮河下游一带。老子隐于此，言论有所收拾。有人将《老子》竹简本与今本对比，发现其中没有与儒家冲突的文字。今本中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而竹简本为“绝伪弃虑”“绝智弃辩”；今本否定礼与贤，倡导愚民和权术，而竹简本却没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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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老子与儒家“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据今本《老子》而言的。竹简本《老子》不同。风土不一样，人情不一样，同一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秦地民风，乃戎狄风俗，愚而武。尚愚，所以“绝圣弃智”；尚武，所以“绝仁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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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东方之民风尚礼，智而文。然智之弊在伪，文之弊在辩，所以要“绝伪弃虑”“绝智弃辩”。老子之言，“维民所止”，没有拘泥。东方儒风很盛，仁义流行，他不反对；秦风“绝仁弃义”，他也顺应。后来，法家来到秦国，就用老子的“绝仁弃义”“绝圣弃智”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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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在秦岭淮河一线，朝东西方两个方向发展。向东方发展的是庄子，他接着老子在淮河下游一带隐居，发展了老子的隐士路线，走向神仙；向西方发展的是韩非，他发展了老子的史官路线，走向王权。司马迁很有眼力，他看出了老子思想发展的两条路线。但他不写老庄列传，而写老子韩非列传，可见他的立场在秦岭那一边，以秦地为根。当然，他也没有忘了庄子，在老子与韩非之间，他把庄子夹塞在里面。你庄子不是要当隐士吗？那就让你隐于《老子韩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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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并称，那是魏晋以后兴起来的；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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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8 争鸣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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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代，两个时代的风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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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诸侯争霸的情形大不相同，诸子争鸣的方式也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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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异同，是春秋时代诸子共和的一个范例。他们相揖、相让，并非仅仅属于两个思想者之间的个案，那是一种春秋人风范——“立于礼”，即便相争，也要有一番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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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战国就不同了，孟子“辟杨、墨”，就很带有兼并战争的气息。一句“无君无父，是谓禽兽”，等于给“杨、墨”判了死刑。别怪孟子狠，墨者非儒，同样是不留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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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百家争鸣”，就以为当时的言论有多么自由。其实，在诸子异说的表象下，埋伏着“定于一”的杀气。异说乃不得已，一有可能，就要“定于一”。争鸣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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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却反戈一击。《非儒》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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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来到齐国，齐景公问晏子，孔某为人如何？晏子不回答。景公又问，还是不回答。景公说道，人们跟我谈起孔某，都说他是贤人，我问你，你却不回答，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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