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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在秦岭淮河一线,朝东西方两个方向发展。向东方发展的是庄子,他接着老子在淮河下游一带隐居,发展了老子的隐士路线,走向神仙;向西方发展的是韩非,他发展了老子的史官路线,走向王权。司马迁很有眼力,他看出了老子思想发展的两条路线。但他不写老庄列传,而写老子韩非列传,可见他的立场在秦岭那一边,以秦地为根。当然,他也没有忘了庄子,在老子与韩非之间,他把庄子夹塞在里面。你庄子不是要当隐士吗?那就让你隐于《老子韩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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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并称,那是魏晋以后兴起来的;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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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8 争鸣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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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代,两个时代的风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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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诸侯争霸的情形大不相同,诸子争鸣的方式也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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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异同,是春秋时代诸子共和的一个范例。他们相揖、相让,并非仅仅属于两个思想者之间的个案,那是一种春秋人风范——“立于礼”,即便相争,也要有一番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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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战国就不同了,孟子“辟杨、墨”,就很带有兼并战争的气息。一句“无君无父,是谓禽兽”,等于给“杨、墨”判了死刑。别怪孟子狠,墨者非儒,同样是不留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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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百家争鸣”,就以为当时的言论有多么自由。其实,在诸子异说的表象下,埋伏着“定于一”的杀气。异说乃不得已,一有可能,就要“定于一”。争鸣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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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却反戈一击。《非儒》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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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来到齐国,齐景公问晏子,孔某为人如何?晏子不回答。景公又问,还是不回答。景公说道,人们跟我谈起孔某,都说他是贤人,我问你,你却不回答,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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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说,我没出息,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贤人。不过,我听说,贤人来到每一个国家,都要使该国的君臣更加亲密起来,上下有怨气,要帮着疏通。可孔某人到楚国去,知道白公叛乱,不但不制止,反而参与。这是下乱上,臣杀君。我不知道孔某与白公有什么两样,所以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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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听了,说道,你不告诉我,我终身不知孔某是与白公同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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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想给孔子一块封地,先告诉了晏子。晏子反对,说孔某人“盛容修饰以蛊世”,最好还是将他打发走。景公听了,对孔某人疏远了。孔某人“怒于景公和晏子”,将鸱夷子皮也就是范蠡推荐给田常,并结交了南郭惠子。刚好齐要伐鲁,便对子贡说,成大事就在此时!子贡一听,就跑到齐国去,通过南郭惠子,去见田常,劝他伐吴,使高、国、鲍、晏等家族一致对付吴国,而顾不上防他。田常同意了,子贡又去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遭受“破国之难”,伏尸无数,乃孔某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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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穷于蔡、陈”,一见子路拿酒肉来,不问来由就吃喝。等到鲁哀公派人来迎接他时,他又端起了架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跟在陈、蔡时不一样,他说,那时是为活身而妄取,现在能吃饱就要讲究礼仪。因此,非儒者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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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为鲁司寇,舍公室而助季氏,弟子受其影响,非圣无法,犯上作乱,或以叛乱伤命,或以叛乱致残,都没有好下场。非儒者斥之曰:“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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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以为《非儒》乃墨子之徒所为,与其本人无关。照此说法,同样可以说其他各篇也与墨子无关,因为书中各篇,哪一篇为墨子所作,哪一篇非墨子作,并未标明。《非儒》既然在书中,墨子就是《非儒》第一责任人,此乃学派主张,非个人行为,即使墨子本人去世了,可非儒的主张却是他定下来的。至于哪一句真,哪一句假,墨子本人都未必清楚,有关孔子的言行,他也是听说的,更何况其后学了。至于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则完全取舍在己,这取舍的原则,也是墨子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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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批评孔子,虽有不实之词,但他并非不讲道理。在《耕柱》篇里,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说,要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而墨子则指出,这两人,一个不会提问题,一个不会回答问题。叶公子高当然知道要“远者近之,旧者新之”,他要问的是,怎样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而孔子也是言不及义,“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看来,他比孔子更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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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孟》篇里,墨子坚决否定孔子“可以为天子”。公孟子对墨子说:过去啊,圣王安排的序列是这样的,“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像孔子那样“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那他一定是圣人吧?如果让懂得最多的人当圣王,那岂不是要以孔子为天子吗?墨子回答说:拥有真知的人一定要“尊天事鬼,爱人节用”,要把信仰和做人做事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知。刚才你说的“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都不能算是真知。因为那些知识,都是别人早就说过的,孔子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学来的,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拾人牙慧,将古人说过的话重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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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墨子提出了知识的来源及其标准问题。知识的来源,与圣人有关。诸子普遍认为,富有知识是圣人的标志。而圣人的知识从哪里来?通常都是从历史传承中来,要多问,多听。听说是知识来源的主要渠道,因此,“圣”字在金文中,作一人而特大其耳,即“耳通为圣”,这在孔子就是“六十而耳顺”。后来诸子发现“心之官则思”,亦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耳通”的圣人就向“心通”转变了,思想者代替传承者,成为新的圣人。而公孟所言“博、察、详”者,还恪守着“耳通为圣”,这样的圣人当然要遭到墨子的批判。在墨子看来,真知不是从对诗书、礼乐的传承中来,而要从亲身经历中来,在“爱人节用”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真知。这还不够,还要有信仰,在信仰的前提下,真知才能变成真理。因此,圣人不光是传承者和思想者,还应该是个信仰者,而信仰,就是“尊天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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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尊天”而不“事鬼”,“爱人”而不“节用”,在真知和真理两方面都有欠缺。因此,还不能算作墨学标准的圣人,相应的,也就不能成为墨者的“天子”了。但孔子毕竟还拥有部分真知和真理,其思想也就放出真知和真理的偏光。墨子并非一味批孔,他在一些场合曾公开赞扬孔子。“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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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墨子还是承认孔子的思想有真知和真理的成分,这些成分自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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