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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在秦岭淮河一线，朝东西方两个方向发展。向东方发展的是庄子，他接着老子在淮河下游一带隐居，发展了老子的隐士路线，走向神仙；向西方发展的是韩非，他发展了老子的史官路线，走向王权。司马迁很有眼力，他看出了老子思想发展的两条路线。但他不写老庄列传，而写老子韩非列传，可见他的立场在秦岭那一边，以秦地为根。当然，他也没有忘了庄子，在老子与韩非之间，他把庄子夹塞在里面。你庄子不是要当隐士吗？那就让你隐于《老子韩非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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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并称，那是魏晋以后兴起来的；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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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48 争鸣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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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春秋和战国是两个时代，两个时代的风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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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诸侯争霸的情形大不相同，诸子争鸣的方式也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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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异同，是春秋时代诸子共和的一个范例。他们相揖、相让，并非仅仅属于两个思想者之间的个案，那是一种春秋人风范——“立于礼”，即便相争，也要有一番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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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战国就不同了，孟子“辟杨、墨”，就很带有兼并战争的气息。一句“无君无父，是谓禽兽”，等于给“杨、墨”判了死刑。别怪孟子狠，墨者非儒，同样是不留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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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百家争鸣”，就以为当时的言论有多么自由。其实，在诸子异说的表象下，埋伏着“定于一”的杀气。异说乃不得已，一有可能，就要“定于一”。争鸣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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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却反戈一击。《非儒》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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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来到齐国，齐景公问晏子，孔某为人如何？晏子不回答。景公又问，还是不回答。景公说道，人们跟我谈起孔某，都说他是贤人，我问你，你却不回答，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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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说，我没出息，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贤人。不过，我听说，贤人来到每一个国家，都要使该国的君臣更加亲密起来，上下有怨气，要帮着疏通。可孔某人到楚国去，知道白公叛乱，不但不制止，反而参与。这是下乱上，臣杀君。我不知道孔某与白公有什么两样，所以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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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听了，说道，你不告诉我，我终身不知孔某是与白公同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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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公想给孔子一块封地，先告诉了晏子。晏子反对，说孔某人“盛容修饰以蛊世”，最好还是将他打发走。景公听了，对孔某人疏远了。孔某人“怒于景公和晏子”，将鸱夷子皮也就是范蠡推荐给田常，并结交了南郭惠子。刚好齐要伐鲁，便对子贡说，成大事就在此时！子贡一听，就跑到齐国去，通过南郭惠子，去见田常，劝他伐吴，使高、国、鲍、晏等家族一致对付吴国，而顾不上防他。田常同意了，子贡又去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遭受“破国之难”，伏尸无数，乃孔某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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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穷于蔡、陈”，一见子路拿酒肉来，不问来由就吃喝。等到鲁哀公派人来迎接他时，他又端起了架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问他为什么跟在陈、蔡时不一样，他说，那时是为活身而妄取，现在能吃饱就要讲究礼仪。因此，非儒者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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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某人为鲁司寇，舍公室而助季氏，弟子受其影响，非圣无法，犯上作乱，或以叛乱伤命，或以叛乱致残，都没有好下场。非儒者斥之曰：“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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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诒让以为《非儒》乃墨子之徒所为，与其本人无关。照此说法，同样可以说其他各篇也与墨子无关，因为书中各篇，哪一篇为墨子所作，哪一篇非墨子作，并未标明。《非儒》既然在书中，墨子就是《非儒》第一责任人，此乃学派主张，非个人行为，即使墨子本人去世了，可非儒的主张却是他定下来的。至于哪一句真，哪一句假，墨子本人都未必清楚，有关孔子的言行，他也是听说的，更何况其后学了。至于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则完全取舍在己，这取舍的原则，也是墨子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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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批评孔子，虽有不实之词，但他并非不讲道理。在《耕柱》篇里，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说，要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而墨子则指出，这两人，一个不会提问题，一个不会回答问题。叶公子高当然知道要“远者近之，旧者新之”，他要问的是，怎样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而孔子也是言不及义，“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以所知告之”。看来，他比孔子更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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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孟》篇里，墨子坚决否定孔子“可以为天子”。公孟子对墨子说：过去啊，圣王安排的序列是这样的，“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像孔子那样“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那他一定是圣人吧？如果让懂得最多的人当圣王，那岂不是要以孔子为天子吗？墨子回答说：拥有真知的人一定要“尊天事鬼，爱人节用”，要把信仰和做人做事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知。刚才你说的“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都不能算是真知。因为那些知识，都是别人早就说过的，孔子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学来的，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拾人牙慧，将古人说过的话重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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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墨子提出了知识的来源及其标准问题。知识的来源，与圣人有关。诸子普遍认为，富有知识是圣人的标志。而圣人的知识从哪里来？通常都是从历史传承中来，要多问，多听。听说是知识来源的主要渠道，因此，“圣”字在金文中，作一人而特大其耳，即“耳通为圣”，这在孔子就是“六十而耳顺”。后来诸子发现“心之官则思”，亦即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此，“耳通”的圣人就向“心通”转变了，思想者代替传承者，成为新的圣人。而公孟所言“博、察、详”者，还恪守着“耳通为圣”，这样的圣人当然要遭到墨子的批判。在墨子看来，真知不是从对诗书、礼乐的传承中来，而要从亲身经历中来，在“爱人节用”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真知。这还不够，还要有信仰，在信仰的前提下，真知才能变成真理。因此，圣人不光是传承者和思想者，还应该是个信仰者，而信仰，就是“尊天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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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尊天”而不“事鬼”，“爱人”而不“节用”，在真知和真理两方面都有欠缺。因此，还不能算作墨学标准的圣人，相应的，也就不能成为墨者的“天子”了。但孔子毕竟还拥有部分真知和真理，其思想也就放出真知和真理的偏光。墨子并非一味批孔，他在一些场合曾公开赞扬孔子。“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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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墨子还是承认孔子的思想有真知和真理的成分，这些成分自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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