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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崇尚思辨，其科学精神表现为自然哲学，通过追问宇宙本体，构造物质形式。逻各斯终于在几何式的形而上学里，建立了一个数基的概念化和理想化的世界体系，将科学精神的思辨性推向极致——神。但他们却忽略了科学精神的实验性和实践性，因而未能把握现实。而墨子的科学精神，则思辨性与实践性平行发展，既是尊神的，也是亲民的。他没有建立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体系，但他却拥有为民生服务的一整套操作方案，尤其是拥有以“非攻”为目的的军事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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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没有兵法。可先秦时代的中国，几乎就是一个兵法的世界。不知兵，不足以言政，连孔子也恨不得拥有一个兵家的头衔。他的学生打了胜仗，几乎都要说是老师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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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墨子，则是一位真正的兵家。他的兵法，是非攻的兵法。犹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驱逐了诗人，他也从兵法里驱逐了诗意。他的兵法，不再开出进攻的战略之花，而以技术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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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兵技巧有十三家，著录一百九十九篇，其右下注曰“省《墨子》重”，可见《墨子·备城门》以下二十篇，已入兵技巧家。吕思勉说，技巧之书，今已尽亡，乃未见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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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又说，兵技巧家言，当时最切实用。《兵书略》曰：“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以此观《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确如《兵书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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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兵法，以逻辑取代诗意，以技术取代战略，以非攻取代进攻。《孙子兵法》是进攻的兵法；而墨子兵法，是防御的兵法。《备城门》等，当时实用，现在看来，早已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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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用高科技和特种兵从事防御性的特种战争的思想，仍有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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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墨者，就是这样的特种兵，拥有最先进的防御装备和最先进的防御战术，接受了最先进的特种战训练。这样的特种战士，当时称之为“侠”——墨侠。墨侠不仅善战，而且不怕死，一往无前，人称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是被宗教精神鼓舞，为信仰和理想而战的高科技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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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有着严密的组织，有自己一套法律，只要首领钜子一声令下，他们就冲上去，不惜一死。有三百名这样的特种战士在宋国的城上防御，让楚王不寒而栗，知难而退矣。这便是墨与儒的不同，它不光是思想流派，还是武装组织，类似宗教团体。其向上，为政党；其向下，为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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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行义，可歌可泣。义上行，则为真理而生死。墨者为求真理而运用逻辑，为保卫和平而使用武力，为真理而斗争，为和平而牺牲，捍卫了思想者求真理的权利和人民要和平的尊严。义下行，流于义气，如韩非子所言“侠以武犯禁”，中国民间社会从此就以义气来对抗王权主义。《史记》里的刺客，至今令人唏嘘，就因为“义气”。“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那一刺，使人想起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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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墨子也有疏失，他告诉我们要奋不顾身去追求真理，却忘了提醒我们，即使面对真理，作为个体的思想者，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他是信仰的战士，但忽略了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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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52 思想者的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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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要问，何以思想者之间的争鸣，也会带有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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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中国的思想者们大都嗜好权力，把王权带到了思想里，既作为认识对象，更作为认识目的，同时，还作为认识前提，占据了思想的中心位置。本想借用一下王权，将思想付诸实施，结果呢？引狼入室，王权进入思想里，形成了王权主义。本来，思想是思想者的事，结果，一切自由思想都要被归结为王权主义。思想者放弃了对思想的追求，转而追求权力，以权力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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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转向，虽非出于诸子本意，但权力的诱惑却不可遏止。除了诱惑，还有恐惧，对于权力的恐惧，亦迫使思想者放弃自由，忍受奴役。诱惑在前，恐惧在后，王权用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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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权主义也不是一天炼成的。诸子自由思想中“定于一”的冲动，就如同诸侯之间纵横捭阖的兼并战争，虽有统一要求，但统一到来，却要数百年。期间的自由化，足以造就壮丽的局面。尤其在思想上，统一更难，费时更长。故而百家争鸣，即便有争霸倾向和统一趋势，还是自由领先，还能“群星丽天”，还可以作为自由思想的标杆，迄今依然矗立于我们时代的独立精神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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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时代的自由莫过于春秋，可自由的顶峰却在战国稷下学宫。那里是思想者的集市，诸子来此“练摊”——宣传他们的主张，推销他们的思想。各家各派，基本上都来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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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待在齐国时，齐国还没有稷下学宫。墨子之后，墨分为三，先在南方兴起。墨子晚年游楚，卒于楚之鲁阳，楚为墨子安息地，南方之墨由此而兴矣。后因墨家钜子孟胜为楚国阳城君守国，而阳城君又参与了攻杀吴起，矢中王尸，楚王问罪，发兵来收国。孟胜将钜子之位传给了宋国田襄子，便从容赴死，弟子从死者一百八十三人。死之前，孟胜对弟子说：不死，从今以后，人们求严师必不求墨者，求贤友必不求墨者，求良臣必不求墨者，今日之事，唯以一死明志。孟胜之死，震惊天下，从此天下之人，皆知墨者。孟胜死后，墨者中心转移到了宋国，正是在宋国，墨家成为当时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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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孟子“辟杨、墨”时，已是墨家后学时代。孟子所辟之墨，即为别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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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游稷下时，别墨已在稷下称显学，墨者宋钘，人称稷下先生。荀子曰“墨翟、宋钘”，“不知壹天下”——非攻；“上功用、大俭约”——非乐、节用、节葬；“僈差等”——兼爱，“不足以容辨异”——尚同。荀子为稷下祭酒，对稷下学人看得很透，这两句，便将墨学拎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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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宋钘，便是宋国人。当年墨子止楚攻宋，哪里想得到宋国会成为墨学的地盘呢？孟子初到稷下，对于宋钘，还算客气。有一天，宋钘要到楚国去，路上遇到孟子，交谈起来。孟子问：“先生将何之？”这样称“先生”，非因宋钘年长，而是在稷下，彼此都这么称呼，乃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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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钘答道：我听说秦、楚要开战，所以，去向楚王进言，劝其罢兵。如楚王不听我言，我就去劝秦王，这两位王，总有一位会听我言。孟子说：那你打算对他们说什么呢？宋钘道：说利啊！说打仗对两国都不利。孟子说：先生想法很好，可说法不好。何以要说利呢？应该说仁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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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虽然各持己见，但还只是劝劝，便各走各的路，这是稷下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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