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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从子”，那一“从”，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大丈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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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听说宋国将行仁政，便带了母亲，匆匆奔去。他在宋国待了两年，称宋王偃为仁义之君，而《史记》却说宋王偃是暴君，这便是“成王败寇”吧！孟子在宋行王道，期以“成王”，故称宋君偃为“宋王”。行了王道，称王就名正言顺了，宋君偃果然就称王了，结果却成“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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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灭“桀宋”，那是在孟子去世以后。灭了“桀宋”的齐也成了“桀齐”，差点被六国灭了。这些都是后话，与孟子那时的期望无关。孟子期望，以仁政行王道，不杀人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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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是期权，要做长线，利润在未来兑现；霸道是短线，如日常经营，要流水不断。而孟子行王道，用历史经验，为王权做预算。他常说，先王都是从小国做起的，只要行王道，就不仅能做大，还能得天下。王道不是给人民开空头支票，而是应该投资到位的仁政主张，期权要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例如，行什一税、去关市之征等，都是仁政措施，行之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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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说，既然是做长线，那就慢慢来，一点一点改。不过，事情可以那么做，道理却不一定可以那么说。宋君偃跟他商量，说什一税和去关市之征，眼下都不能全面实行，可不可以先一点点减轻，以待来年条件成熟了全面实行？孟子说，错了就要立即改正，为什么要等待来年？这就好比有人每天都要抢邻人的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君子之道。他跟人商量，我从现在起减少，每月抢一只鸡，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一点点改正过来，这样行吗？如果已经知道了自己做得不对，那就应该马上改正，为什么还要等待来年呢？孟子的主张里，总有那么一种说理的偏激，而不太为事该怎么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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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君偃的要求并不过分，作为国策当然要商量。没想到孟子拿了道德的棒子，当头一棒就打来，被他打懵了，再细想，征税和抢劫怎会一样？不管怎么说，征税总是合法的，即使是横征暴敛，好似抢劫，但两者的性质毕竟不一样。孟子将两者混为一谈，使仁政以最激进的方式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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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孟子又离开宋国，回到老家邹国。不久，滕文公派人来问丧礼，孟子教以三年之丧，滕国文武百官皆不欲。于是，又来问，孟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两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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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听了孟子这么一说，就说，我拿定主意了。请孟子到滕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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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孟子在宋国时，滕文公还是世子。有一次，这位世子要到楚国去，路过宋国，来见孟子。孟子与世子交谈，谈到人性善，便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世子从楚国回来，又来见孟子，孟子问他，你怀疑我对你说过的吗？道啊，就在你的本性里！所以，这一回，滕定公一去世，世子就想起了他，说：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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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听滕文公那么一说，尽管滕国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国，他还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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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55 让人民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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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滕国，滕文公问孟子如何治国。孟子说：“民事不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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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最需要什么？恒产！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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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无恒心，什么都敢做，拿犯罪不当事，再用刑罚来对付，这就是欺骗人民，哪有仁人当政，欺骗人民呢！所以啊，仁义的君主，取于民，要有节制，要让人民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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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王，虽然做法不同，但实质上都一样，都是行什一税，将国民收入分成十份，让人民留下九份，国家只征收一份。这样，人民才会有恒产。恒产，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物权”，它不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国家要允许人民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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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了恒产，就会有恒心。恒产是物权，恒心呢？是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乃“四端”之心也。在这里，“为富不仁”，是针对君主而言的，君主为富，人民就会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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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强调君主要为仁，不要为富，要让人民富起来。为仁，就是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规划土地，实行井田制。一“井”为九百亩，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助耕。《诗·小雅·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助耕中，萌芽了公民意识。先富之，而后教之，故有井田，还要有学校，不仅要在助耕的生产方式中自发地形成公民意识，还要在学校中学习做公民。这样的公民，是《周礼》中具有国家观念的人，还不是民主制下拥有个人权利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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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听了孟子的话，还真的就马上就行仁政，感召了很多人。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听说您行仁政，请让我这个远方来的人，在您的治下为民。陈相也扛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说：我听说您行圣人之政，那您也一定是圣人了，我愿意在圣人的治下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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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许行的影响，陈相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来见孟子，对孟子说：滕文公虽然算得上是一位贤君，但他还是不懂得与民并耕而食的道理。于是，孟子问道：你那位许先生一定是自己种粮食吃了，对吗？陈相回答，是的；那他穿的衣服呢，也是自己织的吗？他不穿衣，披褐；他头上戴帽子吗？戴；那帽子是他织的吗？不是，是用粮食换的；他种田用锄头吗？用；锄头是他自己做的吗？不是，是用粮食换来的；他吃饭用餐具吗？用；餐具是他自己做的吗？不是，也是用粮食换来的；满足他一人的需求，都需要百工之事，为什么治理国家反而就只有种田一种需求呢？这样提问题，有点儿像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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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孟子没有将提问进行到底，他做了总结：人的需求，都要通过社会分工去解决。而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最根本的分工，是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劳心是大人之事，劳力是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言外之意，他在问许行等人，你们究竟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是劳心者，就不要以耕田骄人，就应该去承担治理国家的使命；是劳力者，就应该致力于公田，做一个好公民。道德可以人人平等，但这并不妨碍社会分工。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不能依赖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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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陈相反驳道：“市贾不贰”，则“国中无伪”；“布帛长短同”“麻缕丝絮轻重同”“五谷多寡同”“屦大小同”，价钱就会一样。孟子说：万物本来就不同，人对不同之物会差别对待，不同的产品价钱也不一样。你要一刀切，搞统一价格，这哪是治天下，分明是乱天下呀！大鞋和小鞋都一样价，谁还来做大鞋呢？人民的真实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那就会变得越来越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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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批判了农家许行的农本社会主义。虽然回到井田制，但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对于那种利用国家权力，统一人民需求和市场价格的想法，坚决驳斥，坚信以公田为中心的公有制和以市场为前提的社会分工，可以并行之。这样的仁政思想，很有一点儿农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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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划清了仁政与农家社会主义的理论界限。可井田制本来就有空想成分，它是王权主义下理想化的经济模型，对市场经济的容忍有很大的局限性。孟子对此，从未有过什么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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