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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意思是，只要宣王行仁政，他随时都可以回来；不行仁政，他决不留在齐国当摆设。宣王派人转告他，愿以万钟粟、大房屋，请他留下。他答复来者：我非为富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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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髡听说他要走，就来见他，对他说：你的名字，列在三卿之位，却没有行三卿之实，名未副实，就要走了，所谓仁人，难道就是这样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别人吗？孟子回答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谈名实时，不要用一个标准来谈，谈仁义也是这样。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的个性和行事不一样，但都是君子，都行仁义。只要行仁义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要求他们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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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我虽然名列三卿，但与王身边的三卿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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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齐国时，有人听了宣王吩咐，跟着他，劝说他留下。他听厌了，就装睡。来人不高兴，对他说：为了见您，我头一天就沐浴了一番，可您不理我，我再也不敢来见您了。孟子听了，就说：你们都来劝我留下，没人去劝王行仁政，究竟是我跟你们过不去，还是你们跟我过不去？有个名叫尹士的齐国人批评他：不知道齐王是齐王，汤、武归汤、武，只能怪自己糊涂；晓得齐王不行，还要来，是有所贪图；来了又要走，走又不快走，在临淄城的西南郊歇了三天，黏黏糊糊，哪像个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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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听说了，就说：尹士不懂我的心啊！我从老远的地方来见齐王，是为了今天要走吗？走是不得已啊！我在临淄城的附近等了三天，是希望齐王回心转意，叫我回去。他派人来劝我、留我，就是不提仁政二字，我留下还有什么意思？我舍不得齐王啊，他虽非汤、武，但在今世已很难得。国有三宝，土地和人民，齐国都有了，就少了一样仁政啊！我本想追随齐王干一番，没想到这样就走了。我在临淄城外等了他三天啊，他都没有真心实意来请我。我知道他已经铁了心，这才下决心真的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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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就是孟子，将内心话说出。听了这番话，尹士自责道：我是个小人啊！一路上，孟子沉重。学生问道：老师啊，您脸色不好，您不是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吗？孟子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此时，我在考虑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期间，有人要带着天命问世。从周武王以来，到如今，已经有七百年了，这人应该问世了。他是谁呢？环顾当今之世，那就是我啊！老天不想平治天下也就罢了，如果要平治天下，除了我，还能有谁呢？这样一想，我就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不是不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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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59 大我小我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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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是孟子的政治路线。他还有思想路线，那就是“辟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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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针对谁呢？显然不是稷下别墨宋钘、尹文之流，很可能是惠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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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是宋国人，与孟子同时。当年孟子响应宋君偃的号召，来宋国行仁政，而惠施则在魏国为相，主张“去尊”和“偃兵”。那时，魏被秦、齐夹击，东败于齐，西败于秦，国危矣。刚好惠施要“偃兵”，就被惠王用上了，让他赶紧去“偃”秦、齐之兵，但他要惠王带头“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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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兵”，即奉行和平外交，是一种国家行为，要以均势战略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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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偃兵”，虽由墨子“非攻”而来，但“非攻”在墨子乃绝对原则——“兼相爱”，而“偃兵”却相对化为策略，是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当然要趋于利——“交相利”。“偃兵”在思想上也与“非攻”有异，“非攻”基于绝对的“尚同”，而“偃兵”则出于相对的“合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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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同”是向同一个目标看齐，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而“合同异”则将不同的势力和利益合在一起，求同存异，结成利益共同体。不同的国家利益可以“合同异”，学说亦然。惠施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合同异”的标本。他将完全对立的“杨、墨”，以相对的立场，用变化的观点，“合同异”了。梁启超说他是从《墨经》里学出来的别墨，郭沫若说他是杨朱“为我”的徒弟。正是他，将“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与“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和学说“合同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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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样来“合同异”呢？先来看他一个命题：“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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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大”论，则“兼爱”领先。然“兼爱”拘于人道，故言“泛爱万物”。“泛爱”为自然主义，能使“天地一体”，这便是“至大”了。因为“天地一体”，便“至大无外”。孟子说“兼爱”是禽兽，就冲这“泛爱”来说的。“泛爱”固然有人道主义，但也包含了爱禽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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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小”论，则莫过于“为我”了。在对待性人际关系中，处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每个人都是复杂的身份体系，不可能“至小”。只有独立的无对待的“我”，具有个体性，是“至小”的。“天地一体”而“无外”是“大一”，“我”如原子不可分是“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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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孟子看人，则“有内”，而人可分。他将人体分为大体、小体，将人性分为大性、小性，人心分为仁义礼智四心。这样划分人性和人心，在认识上，无疑有其深刻性。孟子于此，似乎比孔子更有悟性。孔子虽云“从心”，却从未在心性上立论；而孟子则以道德理性，先验化为人心，从人心里发出来，便是人性。为使人性善，他从人心驱逐人欲，使他的认识，对人欲的合理性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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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就是将内心的道德理性——仁义礼智，都发挥出来，使应然之心转化为实然之性。所谓“性”，即是应然之心的实现。人性善，而恶，则是“放心”，放到外面的物里。如惠施所言“泛爱万物”，而不知返也。放心于物，终于迷失。失心，则不成其为性，而成为欲。一切恶，皆由此欲发生，欲即恶之源。失心于欲，则不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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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之“我”，乃个体性的“我”，在孟子看来，即“小体小性”之“我”，是迷失了心性的“我”，是“为我”之“我”。这样的“小我”，没有道德理性的指引，不能实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是“合同异”，而是真正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合一。正是在这样的同一性里，人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那是绝对的依据，具有终极意义。孟子的“天”，如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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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是最高的存在，无所不包的存在。天下之人，其人生的意义，就是要通往这存在，走向它——天人合一。孟子自以为发现了这样一条通往最高存在的路：“心——性——天。”这是一条先验之路，从内心出发，发为人性，走向头顶上的星空，如康德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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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中，早就有过一条这样的路，那是外在的。有上天梯，人人都能上天去，通神。后来，天帝绝地天通，不让人上天，可人在内心里，仍然有对天的向往和渴望。既然想上天，那就从内心出发，没有上天梯，自有道德律，走仁义礼智之路，上天去！天就在你心中，“尽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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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内心里，续写了这样一篇天人合一的道德神话。在道德神话中成长的“我”，已非自然性的“小我”，而是道德之“大我”。此“我”，不再是自闭而坚硬的原子，“无内”而不可分割，而是“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至大无外”的“我”。“我”就是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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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的“我”至小，孟子的“我”至大。至小的“我”没有内在性——“无内”，故以个体性的方式存在；而至大的“我”就几乎没有外在性——“无外”，所以使内在性无限放大，直至“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将万事万物，一切存在，都放到“我”心中来——“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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