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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子墓前，庄子曰：有人用石灰涂抹在自己的鼻尖上，薄薄一层，就像是苍蝇的翅膀，让石匠挥动斧子把它削掉。石匠运斧，呼呼生风。那人站立，一动不动，让斧子如风车般在眼前转动，石灰没了痕迹，而鼻子却一点也没有受伤。宋元君听说了，召来石匠，说：请为我表演一下。石匠说：我来运斧，可谁来做质人呢？我的质人早就死了。自从惠子死了，我就再也没有对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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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匠“致广大”，同质人“尽精微”磨合，造就了一个思想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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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庄子以惠施为“质”，战国诸子也多以其为“质”。《荀子》里，专指惠施就有六处，还有六处，泛论“坚白同异有厚无厚”。其时，惠施名气大，好为“怪”，“遍为万物说”“其书五车”，因而成为众矢之的。庄子谓其“日以其智与人之辩”，确为不得已。然而，其人死，其文佚。史志《惠子》一篇，今已无传，其“历物十事”，仅存于《庄子·天下》篇，思想同庄子一起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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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施有两面，治或见于《战国策》，辩则见于《庄子》。庄子以为质的惠施，乃辩者，若为治者，还没有入选资格。大约同时，比庄子年长的孟子“务为治”，就不入庄子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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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中，能入庄子法眼，而以为对手的，唯有祖师爷级别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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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言“孔子”多于《孟子》，全书三十三篇，言及孔子的，就有二十一篇，一百多处。除《盗跖》篇对孔子有人身攻击，其他各篇，就大体而言，对孔子的评价都较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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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寓言》里，庄子与惠施对话。对话中，庄子指出：孔子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非，“始时所是，卒而非之”。同时，又赞美孔子“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定天下之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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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论孔子有两处，一处言“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此圣人即指孔子；另一处则谓孔子不及黄帝，“丘也何足以知之”。《人间世》言孔子教颜回“心斋”，教叶公子高“乘物以游心”。在《德充符》里，孔子以“兀者王骀”为师，又有兀者叔山无趾，谓孔子未达于至人之境。《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均有孔子见老聃，问礼、问道之语。孔子谓老聃“犹龙”，老聃亦称孔子得道。孔子求道而得道，“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地位在黄、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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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六十”的孔子，进入“耳顺”期，其意义乃听天由命。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为圣化起点。而庄子却主张“去知”，故“知天命”的孔子仍未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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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岁以后，孔子从“知命”进入“由命”。从“由命”出发，道家境界，以天人为最高，其次神人，庄子即是；其次至人，老子即是；其次圣人，孔子即是；其次君子，乃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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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篇里，言天人、神人、至人，皆以“不离”言之。“不离”，就是“与天为一”，所谓“全生葆真”，即保全天性。其言圣人，则曰“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即圣人是先离道，而后求道，由求道而知返天的天人合一者，如先出门去，而后回家来。求道而得道的孔子，还在“耳顺”阶段。他虽然自认为已经“从心所欲”了，亦即是“与天为一”了。但庄子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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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对历史化的孔子多有同情，正如他对当代性的惠施颇为理解。但同情归同情，理解归理解，这两人都是作为他的质人而存在。他要把斧子拿来。他与惠施可以惺惺相惜，对孔子也不妨尽情缅怀。但他的使命，是要削掉他们鼻子上那可恶的白斑，那是理论上的污点，居于思想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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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抡起斧子，劈向生死一线，有无之间……谬误除去，真理的鼻尖显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庄子说，我以天地为棺椁，让日月来照耀我，让群星来陪伴我，让万物来迎送我，我还需要厚葬么？弟子说，没有棺椁遮蔽，会有乌鸦和鹰来吃您的身体。庄子说，将我放在这里，让乌鸦和老鹰来吃，与埋在地下，让虫蚁来吃，都是一样的，何必一定要让虫蚁吃，而不让乌鸦和老鹰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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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厚葬，墨者节葬，庄子因其无名而无葬。他呀，独与天地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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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63 思维还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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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问题，都必然地存在着真理，要求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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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以肯定，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一定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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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合理性，行为的合法性，是人类理性的根本。当合理性提出问题，经由科学原理，难以得其真时，思维的经济原理或美学原理，便是校正我们思维取向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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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经济原理”，即以简约方式，求取认识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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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此，来看一座墓葬，确认墓主身份，究竟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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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被称为郭店楚简。竹简八百零四支，出土时已狼藉，总计一万三千余字，皆为诸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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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推断，该墓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以降，恰好在孟子、庄子、屈原之时。墓主为一老年男子，属士级贵族。在尽可能真的前提下，予墓主一身份，为尸正名，使之具有历史性，这在胡适看来，便是一桩大胆假设的事情，当然，还要小心求证。可胡适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求证前还要确认，没有对假设的确认，求证便无法进行。所以，应该是“假设——确认——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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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墓主为例，尸无名，则言不顺。老子言道，尚要“强为之名”——知其无名而名之，否则，道将存而不论。诚如老子所言，尸无名，亦要“强为之名”，还谁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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