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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论》论孔子有两处，一处言“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此圣人即指孔子；另一处则谓孔子不及黄帝，“丘也何足以知之”。《人间世》言孔子教颜回“心斋”，教叶公子高“乘物以游心”。在《德充符》里，孔子以“兀者王骀”为师，又有兀者叔山无趾，谓孔子未达于至人之境。《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均有孔子见老聃，问礼、问道之语。孔子谓老聃“犹龙”，老聃亦称孔子得道。孔子求道而得道，“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地位在黄、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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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六十”的孔子，进入“耳顺”期，其意义乃听天由命。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为圣化起点。而庄子却主张“去知”，故“知天命”的孔子仍未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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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岁以后，孔子从“知命”进入“由命”。从“由命”出发，道家境界，以天人为最高，其次神人，庄子即是；其次至人，老子即是；其次圣人，孔子即是；其次君子，乃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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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篇里，言天人、神人、至人，皆以“不离”言之。“不离”，就是“与天为一”，所谓“全生葆真”，即保全天性。其言圣人，则曰“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即圣人是先离道，而后求道，由求道而知返天的天人合一者，如先出门去，而后回家来。求道而得道的孔子，还在“耳顺”阶段。他虽然自认为已经“从心所欲”了，亦即是“与天为一”了。但庄子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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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对历史化的孔子多有同情，正如他对当代性的惠施颇为理解。但同情归同情，理解归理解，这两人都是作为他的质人而存在。他要把斧子拿来。他与惠施可以惺惺相惜，对孔子也不妨尽情缅怀。但他的使命，是要削掉他们鼻子上那可恶的白斑，那是理论上的污点，居于思想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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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抡起斧子，劈向生死一线，有无之间……谬误除去，真理的鼻尖显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庄子说，我以天地为棺椁，让日月来照耀我，让群星来陪伴我，让万物来迎送我，我还需要厚葬么？弟子说，没有棺椁遮蔽，会有乌鸦和鹰来吃您的身体。庄子说，将我放在这里，让乌鸦和老鹰来吃，与埋在地下，让虫蚁来吃，都是一样的，何必一定要让虫蚁吃，而不让乌鸦和老鹰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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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厚葬，墨者节葬，庄子因其无名而无葬。他呀，独与天地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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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63 思维还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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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问题，都必然地存在着真理，要求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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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可以肯定，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一定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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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合理性，行为的合法性，是人类理性的根本。当合理性提出问题，经由科学原理，难以得其真时，思维的经济原理或美学原理，便是校正我们思维取向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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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经济原理”，即以简约方式，求取认识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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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此，来看一座墓葬，确认墓主身份，究竟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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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被称为郭店楚简。竹简八百零四支，出土时已狼藉，总计一万三千余字，皆为诸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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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推断，该墓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以降，恰好在孟子、庄子、屈原之时。墓主为一老年男子，属士级贵族。在尽可能真的前提下，予墓主一身份，为尸正名，使之具有历史性，这在胡适看来，便是一桩大胆假设的事情，当然，还要小心求证。可胡适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求证前还要确认，没有对假设的确认，求证便无法进行。所以，应该是“假设——确认——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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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墓主为例，尸无名，则言不顺。老子言道，尚要“强为之名”——知其无名而名之，否则，道将存而不论。诚如老子所言，尸无名，亦要“强为之名”，还谁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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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提出假设。有人假设屈原，有人假设慎到，谁真？都难以确认。要么取消假设，要么换一种方式提问。若问，哪一种假设更为经济？楚地、楚人、楚文，屈原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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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慎到，是以稷下为前提，来确认楚地遗址，根源于未曾反省的文化北方中心主义。此乃史官文化生成的强势话语，今天，它依然沉淀在我们语言的深处，成为潜意识。其实，楚国本来就盛产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产地。纵览史志，道家人物，多出于楚，道家著作，亦多为楚产。何至于楚地出土的《老子》，偏要说成是从稷下请人译抄来的，岂非咄咄怪事？更何况近年来，道家著作陆续在楚地出土。例如，有关老子，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在湖北郭店出土了竹简书《老子》甲、乙、丙三组；有关庄子，先在阜阳双古堆出土了《庄子》之《则阳》《外物》《让王》竹简残篇，接着又在江陵张家山出土了竹简《庄子·盗跖》。在楚国发现楚人，应为常态，何以在楚地出土了楚文物，就要把它们都说成是外来的。如此舍近求远，绕一大圈，可符合思维的经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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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老子》流行于汉，乃楚《老子》的“中国化”。它在稷下吸收了兵家之智和法家之术，向黄老转化，经申、韩阐发，为汉初新道家。道家来源有两支，一支史官，一支隐士，老子本人，先做史官，后为隐士，兼而有之。史官趋于术，而为黄老；隐士本于道，而为庄老。春秋时期，楚地多隐士。孔子周游列国时，在楚国碰到那些对他不以为然的人物，如见于《论语》的接舆、长沮、桀溺等，都是隐士。后来，朱熹说，大抵楚地便有这样差异底人物学问，而庄子便是出于这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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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楚人本土自产的思想，贴上“稷下”标签，再拿回来，会是当年楚人所为吗？楚人不光是在军事上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在思想上也是。楚人没有文化北方中心主义，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当年孔子游楚，所见乡村野夫，个个都是文化鲜明的人物，而屈原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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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道家自产，可如是言。而儒家起于北地，郭店竹简书中，那么多的儒家典籍，总该是从稷下来的？如此说来，有可能，却不尽然。在都不确定的情形下，说拿来合适，不如说自产经济。即使屈原曾经游学稷下，也没必要将那些竹简书都挂靠它，且冠以思孟学派头衔。在老庄哲学升起的地方，很容易伴生儒家思想，如牙齿伴生舌头，金矿伴生铜矿。竹简书《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同，没有那些“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主张。老子与孔子并世，儒道互补，如舌与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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