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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们推断，该墓年代，当在战国中期以降，恰好在孟子、庄子、屈原之时。墓主为一老年男子，属士级贵族。在尽可能真的前提下，予墓主一身份，为尸正名，使之具有历史性，这在胡适看来，便是一桩大胆假设的事情，当然，还要小心求证。可胡适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求证前还要确认，没有对假设的确认，求证便无法进行。所以，应该是“假设——确认——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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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墓主为例，尸无名，则言不顺。老子言道，尚要“强为之名”——知其无名而名之，否则，道将存而不论。诚如老子所言，尸无名，亦要“强为之名”，还谁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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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提出假设。有人假设屈原，有人假设慎到，谁真？都难以确认。要么取消假设，要么换一种方式提问。若问，哪一种假设更为经济？楚地、楚人、楚文，屈原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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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慎到，是以稷下为前提，来确认楚地遗址，根源于未曾反省的文化北方中心主义。此乃史官文化生成的强势话语，今天，它依然沉淀在我们语言的深处，成为潜意识。其实，楚国本来就盛产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产地。纵览史志，道家人物，多出于楚，道家著作，亦多为楚产。何至于楚地出土的《老子》，偏要说成是从稷下请人译抄来的，岂非咄咄怪事？更何况近年来，道家著作陆续在楚地出土。例如，有关老子，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在湖北郭店出土了竹简书《老子》甲、乙、丙三组；有关庄子，先在阜阳双古堆出土了《庄子》之《则阳》《外物》《让王》竹简残篇，接着又在江陵张家山出土了竹简《庄子·盗跖》。在楚国发现楚人，应为常态，何以在楚地出土了楚文物，就要把它们都说成是外来的。如此舍近求远，绕一大圈，可符合思维的经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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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老子》流行于汉，乃楚《老子》的“中国化”。它在稷下吸收了兵家之智和法家之术，向黄老转化，经申、韩阐发，为汉初新道家。道家来源有两支，一支史官，一支隐士，老子本人，先做史官，后为隐士，兼而有之。史官趋于术，而为黄老；隐士本于道，而为庄老。春秋时期，楚地多隐士。孔子周游列国时，在楚国碰到那些对他不以为然的人物，如见于《论语》的接舆、长沮、桀溺等，都是隐士。后来，朱熹说，大抵楚地便有这样差异底人物学问，而庄子便是出于这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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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楚人本土自产的思想，贴上“稷下”标签，再拿回来，会是当年楚人所为吗？楚人不光是在军事上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在思想上也是。楚人没有文化北方中心主义，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当年孔子游楚，所见乡村野夫，个个都是文化鲜明的人物，而屈原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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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道家自产，可如是言。而儒家起于北地，郭店竹简书中，那么多的儒家典籍，总该是从稷下来的？如此说来，有可能，却不尽然。在都不确定的情形下，说拿来合适，不如说自产经济。即使屈原曾经游学稷下，也没必要将那些竹简书都挂靠它，且冠以思孟学派头衔。在老庄哲学升起的地方，很容易伴生儒家思想，如牙齿伴生舌头，金矿伴生铜矿。竹简书《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同，没有那些“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主张。老子与孔子并世，儒道互补，如舌与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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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64 楚简里的儒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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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之时，儒家思想在楚国早已本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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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思想史，寡闻孔门七十子，多讲“孔——孟——荀”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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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郭店竹简书，随手就用“三段论”的定式来套，套出个“思孟学派”来。而忘了孔门还有七十子，忘了韩非子说过“儒分为八”，而八分之一的“子张之儒”就出于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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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为楚人，乃孔门七十子之一，与子夏、子游齐名，在《论语》里，曾向孔子问学，多达二十次，可见他在孔门的分量。孔子死后，子张居陈国讲学，形成“子张之儒”。子张和老子，同在一地，老子尚柔，宛如舌头；子张刚强，就像牙齿一样。孔子说他“过”了。曾子说他“堂堂”，但难与人合作。子游说“吾友张也”，能迎难而上，却从不退让。其“见危致命”，勇如子路。子正，亦楚人，曾以私车五乘从孔子游。遭蒲人围困时，他说：吾宁斗而死！看来也是子张、子路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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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儒刚强，还有大气，子游行大气一路。他说子夏门人，在洒扫应对进退等礼节方面还可以，但不识大体。大体是什么呢？是《礼记·礼运》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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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说，孔门七十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理由是，《礼运》之“大同”理想，出自子游，而且孟子出于子思，子思出于子游，是为一系。康氏此说，可谓拨云见月，拨开了北方中心主义的云雾，真正看清了楚地本色的儒家风月——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本来就是子游氏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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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孟学派，回到子游氏之儒，可谓知其本，而归之于初。孟子称子张、子游“得圣人之一体”，点评而已，无认同之意。其认同已转向北方中心主义，从楚人子游转至鲁人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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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因此而建立了他的道统一系：孔子——曾子——子思——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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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问礼于老子时，尚未有儒学北方中心主义，孟子之时，已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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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作《非十二子》时，他已从儒学内部划出两条路线，确立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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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路线，一条是“仲尼、子游”路线，“略法先王，造说五行”“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当然是一条错误路线，而错误的根柢，就在于子游的修正主义。他骂子游为“贱儒”，还骂子张、子夏，这两人都异化了，也该骂。子张之儒转向墨家，子夏之儒转向法家，子游转向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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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路线，便是他坚持的“仲尼、子弓”路线。他称赞仲尼、子弓为“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今夫仁人，将何务哉？”他自问自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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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就是儒门北方中心主义。荀子指出，思孟学派根子不正——非北方中心主义，而他却根子正，出于子弓。其来源正统，地位正宗，故能“总方略，齐言行，一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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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子弓，姓冉，名雍，字仲弓，鲁国人，一看就根子正，符合北方中心主义的标准。而且牌子硬，孔子曾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即为王，乃“圣人之不得势”！孟子出于楚人子游一系却改宗鲁人曾子，荀子师承楚人馯臂子肱却认同鲁人子弓，根源就在于北方中心主义。思维惯性，迄今依然，一看儒简，就归于思孟学派，实乃北方中心主义，亦即先秦儒学三段论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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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这些，再来给这位墓主人小结：他是一个贵族，因为他躺在贵族之墓；他是一个学者，因为那些竹简都是学术；他是儒者，或道家之徒，乃诸子一类人物。可此时楚贵族，除了屈原，谁是诸子般人物！那么他是屈原吗？有可能，但谁也不能确定。不过，有此一说，就很方便。可惜墓里没有楚辞，只有一篇《大一生水》，如诗。题目与屈原所作《东皇太一》相似，仿佛《天问》余音。有人指出，“太一生水”此话，唯南方人说得出。北方人重土，他们会说，万物生于土，复归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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