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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依然饰花佩玉，奏《九歌》而舞《九韶》，上天下地，载歌载舞，驾八龙而飞驰，云旗迤逦，将那美人寻觅。车已停，思想仍在奔，遥望天国，星辰寥落，太阳已东升。阳光初照大地，忽然，眼下一瞥，见了故土，仆人和马儿都停下脚步，要他做主。他仰天长叹，说：算了吧！那个国家，还有人知道我吗？我又何必怀念它呢？美政已然无望，我还是到彭咸那里去吧，他在等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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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离骚》，一会儿神话，一会儿历史，一会儿现实。这一切，统统围绕着他的自我意识——美人，而旋转起来。他是那么美好，即怀内美，又重以修能，不光大地之鲜花、香草成为他的佩饰，连天上的日月星辰也成了他的跟随，云蒸霞蔚乃他在九天之上的风采一斑，高山流水则是大地为了配合他的美而摆设，还有神，也都情愿被他驱使。其美经天纬地，美女却另有欢喜，他黯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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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现实通往历史和神话，历史难以安身，神话又焉能立命？没有美政的现实，他不去；没有美德的历史，他不去；没有美人的神话，他去了也没有知己。他唯美，还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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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有一个地方去：“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何人？王逸《楚辞章句》说，是殷商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屈原在《楚辞》里，多次提到彭咸，除了在《离骚》里面提了两次，在《九章》的《抽思》《思美人》与《悲回风》中，也都提到彭咸。《抽思》曰“指彭咸以为仪”，《思美人》曰“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是他的绝命诗，其中，提到彭咸有三次。他表示，自己要“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驾舟御风，顺流而下，托命于水，投奔彭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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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屈原以“美人”喻君主，大家都跟着这么说。从古说到今，埋没了一个发现了自我的诗人——“美人”。当然，他曾用“美人”的标准期望于君，期望君能行“美政”，做“美人”。可现实之君，每每令他失望。他曾寄予厚望的“美人”楚怀王，竟然为了贪图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被囚死于他乡，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有啊！还有他的儿子，号称顷襄王，比老子更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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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中尤为荒唐，是将他流放，放逐了他的“美人”理想，令他由失望而绝望。他的“美人”理想啊，并非后世所谓“致君尧舜上”。尧舜虽有美德，可那毕竟都是传说，作为历史的尺度，还有些靠不住。例如，他在《天问》问舜：年纪那么大了，为什么还不成家？又责问尧：为何不经人家同意，就将二女嫁过去，这样做岂非太冒失？连尧、舜都有瑕疵，难免要微词，更何况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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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美人”的标准，一问再问，用层出不穷之问，把历史问得满目疮痍。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语，那就是，他居然颠覆了历史。看来，那美人啊，不是现世君，亦非历史王，而是关于人的绝对理念和普世理想。人之所有好的德行，皆统合于美，而为“美德”；具此“美德”，即为“美人”；由“美人”发而为政，那就是“美政”了。而今之“美人”，唯自我而已，古则有彭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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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自我意识，乃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普世理想的个体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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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的个体化形式，莅临神话时，那真是“万物皆备于我”啊！美人一出场，就花草芬芳，日月放光，有风云际会，更有龙凤呈祥。众神皆为美人开路，可美感女神却不买账，理念美人与美感女神异趣。后者，可以没有美德而风流乖张；前者，却要矗立在美德的基础上。柏拉图的“理想国”驱逐了荷马，那是因为史诗里，人所有的道德缺陷神都有，犹有过之。屈原也发现，神亦淫乱……既然在道德方面，神靠不住。那么他就从神话走向哲学，从存在的根柢确立道德，而彭咸就是他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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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咸以一死捍卫道德，屈原追随，带了一种哲学，那是关于存在与本体、宇宙与始基以及与美的理念相关的诗化哲学。彭咸一死，道德乃立，死于宇宙本体，那就蕴含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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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生死，只有“源于水而又复归于水”，那就是彭咸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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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68 帝王学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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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的地盘，在当时最大，地理上，主要分布于两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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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是长江流域那一线，还有一条是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地理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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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萌芽了美的自我意识；而秦岭淮河那一线，成了帝王学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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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秦岭与淮河交接的中原——新郑，曾位于晋楚之间，乃子产故土，尝试过一次贵族化政治民主。那次试验，虽被孔子称为仁政，却未能挽救郑国命运。进入战国以后，郑被韩国灭了，而韩非就是韩国人。韩非口吃，待其名闻于世人，韩国已岌岌可危，因为秦王嬴政要韩国交出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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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是稀有动物，一代人里，多也就出那么几位。对于韩非来说，秦王算什么？也许嬴政跟其他秦王不一样，是一位思想者王，是秦自开国以来唯独具有文化抱负的君王。也许他的血液里，真有东方文化基因。他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及其文化抱负，使人联想起那个关于吕不韦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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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记·秦本纪》里那些列祖列宗相比，嬴政更像吕不韦的传人。不管他的血缘遗传于哪里，他的文化慧根总是来自吕不韦。吕氏把王权当作一单生意，做成了“王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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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最奇的并非王权，而是主义。王应当有主义，有主义的王，就叫作“思想者王”。当时秦统一的障碍，不在军事上，而在文化上。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山东六国合纵抗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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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只能兼并，统一要靠思想，先要在思想上统一了，天下才能“定于一”。哲人王和世界历史统一性的理想在东西方同时醒来。吕氏欲在东土扮演亚里士多德的角色，招徕各国学者编纂《吕氏春秋》，欲以天下学养，培育思想者王，如古希腊征服波斯前，以亚历山大为哲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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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以亚里士多德为师，可秦王从未想过要以吕氏为师，他自师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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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书成，悬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损一字者获千金，竟然无人响应。或以为高妙难及，谓“其文约艳”而不能易也；或以为愚黔可悲，而曰“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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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皆放矢而无的。吕氏所为，如商鞅徙木立信，其意路人皆知。商鞅立信，有王权支持，旨在推行法令；而吕氏欲以千金诱人，却无人响应。何也？其欲立言以推行其思想也，此为士人所不齿，亦为王权所不允。以今日俗语言之，“炒作”二字庶几近之，其商人底色以此大曝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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