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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最奇的并非王权，而是主义。王应当有主义，有主义的王，就叫作“思想者王”。当时秦统一的障碍，不在军事上，而在文化上。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山东六国合纵抗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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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只能兼并，统一要靠思想，先要在思想上统一了，天下才能“定于一”。哲人王和世界历史统一性的理想在东西方同时醒来。吕氏欲在东土扮演亚里士多德的角色，招徕各国学者编纂《吕氏春秋》，欲以天下学养，培育思想者王，如古希腊征服波斯前，以亚历山大为哲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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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以亚里士多德为师，可秦王从未想过要以吕氏为师，他自师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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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书成，悬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损一字者获千金，竟然无人响应。或以为高妙难及，谓“其文约艳”而不能易也；或以为愚黔可悲，而曰“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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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皆放矢而无的。吕氏所为，如商鞅徙木立信，其意路人皆知。商鞅立信，有王权支持，旨在推行法令；而吕氏欲以千金诱人，却无人响应。何也？其欲立言以推行其思想也，此为士人所不齿，亦为王权所不允。以今日俗语言之，“炒作”二字庶几近之，其商人底色以此大曝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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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含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被列入杂家。其所谓杂也，乃各家并存，对诸子一视同仁，无所主宰。正所谓“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原非治学之人，于诸子之学，最多略知一二，哪有贯通鉴别的眼光，仲裁取舍的手段？可他却迫不及待地悬挂出去，终于露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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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统一思想出发，结果却走向集思广益。于是，人们难免要问：如各家可以并列，岂非各国亦能共存？如各家不定于一，那还统一思想作甚？如各国不定于一，那还统一天下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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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就问到了根本，吕氏经不起这一问。《吕氏春秋》非出于吕氏本人，而是各家学说汇编。战国末年，诸子纷纷入秦，连儒学宗师荀子也来了，来赞扬秦国士风：“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他认为，这样的士风，就是三代以来的古风，在山东六国已经看不到了。当年孔子就说过，秦国“虽王可也，其霸小矣”。荀子以为秦的霸道可以通向王道，但他尚有遗憾，那就是秦无儒。没有儒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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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欲兼并天下，以耕战之力，用术士，行霸道即可；如欲大一统，就要用儒生而行王道。其实，荀子作“无儒”之叹，含有门户之见。孔子弟子中秦祖、壤驷赤、石作蜀等人都来自秦国，与商鞅辩论的甘龙、杜挚亦颇知儒术，赵良以“恃德”劝商鞅，堪称儒者，难道他们都被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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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叹秦“无儒”，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的，并非秦真的“无儒”。反倒是他的学生，在秦国随机应变，跟着潮流转化为术士了。既然霸道可以通向王道，那么由王道也可以进入霸道。荀子在霸道和王道之间建立了通道，礼法并用，王霸并举，他的弟子们便在这通道里随他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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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来学帝王术，学成后，与荀子告别，说：我听说啊，机会来了就不能懈怠，要抓紧时机。当今之世，各国相争，游说者主事。尤其是那秦王，老想吞并天下，称帝而治，为我们这些布衣之士，提供了游说的机遇。最不齿于人的莫过于卑贱，最令人悲哀的是贫穷，我将西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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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入秦后，为吕氏门下舍人，他应该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撰工作。当吕悬书于市，以一字千金标价时，一场危机正悄然来临。吕以权要身份，拿来诸子学说，又以重金为饵，启动学术争鸣，这一套东方的玩法，是对“秦无儒”的回应。可秦王嬴政却另有眼光，不愧为思想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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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看上《吕氏春秋》，而是看中了韩非。兼并东方，要靠秦国本土力量；统一思想，也要用秦国本土思想。“秦无儒”有什么关系？不是还有法，还有道么？东方有孔子，我们不是还有老子么？老子西行于秦，留下五千言而去，他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在东方，《老子》为隐学——隐士之学。在秦国，它要成为显学。它是兵法，是权术，本于道。那韩非的《解老》《喻老》，写得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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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道统，就从老子开始。老子说“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这才是秦国思想的根柢——回到道那里去。我们走在“道”路上，使天下“定于一”。老子出关了，那就让他一直往西去，不要让他回东方，要让他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让孔子叹——“老子犹龙”！何以要往西去？因为黄帝老根在那里。黄老之治，乃道统与帝系合一。秦统一，不仅在道统上有合理性，在帝系上还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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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出关的故事，还有黄老之学以及黄老之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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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思想，刺穿了吕氏的拿来主义。各家学说，不过“五蠹”而已，而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理应驱逐之。由此，秦国在思想上，亦咄咄逼人，一跃而变强势。一种新的君道同体的王权主义诞生了——以道为体，以君为用；以君为体，以民为用；以民为体，以耕战为用；以耕战为体，以兼并为用；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法术势合一，集诸子思想之大成，执诸子之牛耳矣。以此，帝王学凌驾于诸子，孰能为之？舍韩非其谁也！舍秦王其谁也！然而，此二人者，乃知己也，亦天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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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69 从内圣到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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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帝王学，从他老师荀子的“王圣”之学转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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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后，儒家圣化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圣王路线”，还有一条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王圣路线”。所谓“圣王路线”，是以圣人为王的路线，而“王圣路线”，则是以王为圣人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政治理想出发的路线，一条是从实际政治出发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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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出发，我们不妨以圣人为王，可实际上却行不通。孔子对圣人期许甚高，连尧舜都“其犹病诸”，历史上不曾有过，他便这样来要求自己了。接下来，孟子就有话说了。他说了两句，一句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从人性论上来说的；另一句“孔子贤于尧舜”，则从历史观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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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善”出发，人自己就可以圣化，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历史观上，却不能这么说，不能让人人都来做王，只能有一个王者。本来，孔子“祖述尧舜”，应奉尧舜为圣王，没想到，他竟然认为，连尧舜都差那么一点点。既然历史上从未有过，那就从现实中产生一个。对于圣王，孔子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为此，他开创了一个圣化模式。《论语·为政篇》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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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圣化是个“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的“学习”过程。从“志于学”到“不惑”是“下学”阶段，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上达”。下学，以礼为准绳，造就君子；上达，以天命为归依，成为圣人。“志于学”是对礼的认识，“立于礼”是对礼的认同，“不惑”是与礼同化；前者“克己复礼”，后者天人合一。其圣化过程，即从“克己复礼”走向“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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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倒转了孔子的圣化模式，将孔子的目的性追求转化为人的先天原则，由心、性、天入手，“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开出“立命”的圣化新模式。二人所求，孔子自下而上，孟子自上而下，正好相反。孔子由“知命”而“从心”，孟子由“尽心”而“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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