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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入秦后，为吕氏门下舍人，他应该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撰工作。当吕悬书于市，以一字千金标价时，一场危机正悄然来临。吕以权要身份，拿来诸子学说，又以重金为饵，启动学术争鸣，这一套东方的玩法，是对“秦无儒”的回应。可秦王嬴政却另有眼光，不愧为思想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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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看上《吕氏春秋》，而是看中了韩非。兼并东方，要靠秦国本土力量；统一思想，也要用秦国本土思想。“秦无儒”有什么关系？不是还有法，还有道么？东方有孔子，我们不是还有老子么？老子西行于秦，留下五千言而去，他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在东方，《老子》为隐学——隐士之学。在秦国，它要成为显学。它是兵法，是权术，本于道。那韩非的《解老》《喻老》，写得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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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道统，就从老子开始。老子说“绝仁弃义”“绝圣弃智”，这才是秦国思想的根柢——回到道那里去。我们走在“道”路上，使天下“定于一”。老子出关了，那就让他一直往西去，不要让他回东方，要让他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让孔子叹——“老子犹龙”！何以要往西去？因为黄帝老根在那里。黄老之治，乃道统与帝系合一。秦统一，不仅在道统上有合理性，在帝系上还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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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出关的故事，还有黄老之学以及黄老之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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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的思想，刺穿了吕氏的拿来主义。各家学说，不过“五蠹”而已，而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理应驱逐之。由此，秦国在思想上，亦咄咄逼人，一跃而变强势。一种新的君道同体的王权主义诞生了——以道为体，以君为用；以君为体，以民为用；以民为体，以耕战为用；以耕战为体，以兼并为用；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法术势合一，集诸子思想之大成，执诸子之牛耳矣。以此，帝王学凌驾于诸子，孰能为之？舍韩非其谁也！舍秦王其谁也！然而，此二人者，乃知己也，亦天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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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69 从内圣到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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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帝王学，从他老师荀子的“王圣”之学转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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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后，儒家圣化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圣王路线”，还有一条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王圣路线”。所谓“圣王路线”，是以圣人为王的路线，而“王圣路线”，则是以王为圣人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政治理想出发的路线，一条是从实际政治出发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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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出发，我们不妨以圣人为王，可实际上却行不通。孔子对圣人期许甚高，连尧舜都“其犹病诸”，历史上不曾有过，他便这样来要求自己了。接下来，孟子就有话说了。他说了两句，一句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从人性论上来说的；另一句“孔子贤于尧舜”，则从历史观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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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善”出发，人自己就可以圣化，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历史观上，却不能这么说，不能让人人都来做王，只能有一个王者。本来，孔子“祖述尧舜”，应奉尧舜为圣王，没想到，他竟然认为，连尧舜都差那么一点点。既然历史上从未有过，那就从现实中产生一个。对于圣王，孔子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为此，他开创了一个圣化模式。《论语·为政篇》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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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圣化是个“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的“学习”过程。从“志于学”到“不惑”是“下学”阶段，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上达”。下学，以礼为准绳，造就君子；上达，以天命为归依，成为圣人。“志于学”是对礼的认识，“立于礼”是对礼的认同，“不惑”是与礼同化；前者“克己复礼”，后者天人合一。其圣化过程，即从“克己复礼”走向“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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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倒转了孔子的圣化模式，将孔子的目的性追求转化为人的先天原则，由心、性、天入手，“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开出“立命”的圣化新模式。二人所求，孔子自下而上，孟子自上而下，正好相反。孔子由“知命”而“从心”，孟子由“尽心”而“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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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孔子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先从“心”上立论，改“从心”为“尽心”，改“知命”为“立命”，将知命的对象化过程，改为立命的主体化行动，为圣化确立了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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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主体性的确立——尽心、率性、立命，须以人性善为前提。如果人性恶，就不能那么自信了。孔子的人性论有两句话，一句是“性相近”，另一句是“习相远”。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性相近”，在心性上大作文章；而荀子则沿着孔子的“习相远”前进，特别强调了“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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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就是人为，要以人为的方式——“化性起伪”。“伪”之于人性，非以先验原则——“仁”挂帅，而以现实王制——“礼”为归依，引导并改造之。故其最高之理想，已非孔子，而是回到圣王之初的尧舜。孔子的地位从“贤于尧舜远矣”，降至“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荀子弟子，听人言“孙卿不及孔子”，便说：孙卿怀将圣之心，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呜呼！贤哉！宜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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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圣化，以“化性”为本，分了内圣和外王。内圣有学礼、修身、明心。学礼作为圣化的起点，突出了知识理性的重要性，学习是个“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过程，“学至乎礼而止矣”。修身是从知识理性进入道德理性的实践环节，“礼者，所以正身”“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明心是以道德理性启迪先天理性的自明环节：“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道？曰：虚一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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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不求知天，知天当知天之在人者，而天之在人者谓之“天君”——心。心之用，乃“天功”。能“全其天功”者，则能“官天地”“役万物”“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命犹道也”，故知“道”即知命。孔子由知命而“畏命”，孟子由知命而“立命”，荀子由知命而“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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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命是由内圣进入外王的关键环节，而正名和立制则构成外王的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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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是解决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荀子提出了一个认识世界的基本模式：“天官役物”——“心征知物”——“约定俗成”。此模式，可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制名”的认知环节，一是“定名”的化俗环节。它强调了人的先天感性、先天理性和人的社会性的统一。名实相符，其内在根据，便是天与人的内在统一性；其外部条件，则是社会习俗中组织化的群体对个体的制约——“约定俗成”。俗成名定，名定制立。立制，当然非“王者之人”莫属：“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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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制应“复古”。声要古乐，色须旧文，械用旧器，违古者毁之。“复古”乃返本，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立制，即立此“三本”。“三本”立，外王成，集天道、王道和孔子之道大成。孔门道统，自七十子启端，经思、孟发扬，至荀子毕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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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虽有损益，但无能逾此规范，无怪后人惊叹：“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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