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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文化错位，乃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分歧所致，更与罗马帝国分治有关。西罗马拉丁化，变成神圣罗马帝国；东罗马还是希腊化天下，古典时期的希腊遗产都集中在东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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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了希腊，西方就黑暗了吗？倒退是有的，黑暗还不至于，在回归希腊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前，还有过一次拉丁化的文艺运动。有人把这次文艺运动也叫作“文艺复兴运动”，我们认为不准确。要以前就有，把它恢复出来的，才叫复兴，而拉丁化是新兴的，故不应称为“复兴”。还有，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人文主义的，而八世纪卡洛林王朝的文艺运动则以神学为中心，属性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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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以后，欧洲城市兴起，北有波罗的海口岸的吕贝克，南有地中海的威尼斯，以及以它们为中心的城市群及其结盟运动，历史形态仿佛又回到了欧洲古典时期。这些城市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也为了树立其榜样，重新发现了古希腊。于是，希腊化取代拉丁化，神圣罗马帝国开始解体了。适逢奥斯曼帝国兴起，击溃东罗马，罗马人出逃，希腊遗产回家，从此回归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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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海洋文明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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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东西方，乃海洋文明的经纬，从航海定位到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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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中世纪，都是围绕着地中海来分别东西方；近代大航海，就转向以大西洋来分了；东方的范围越来越大，西方人开始把东方分为近东、中东、远东，划分到中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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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看世界的格局，与西方人不一样，不分东西方，而是天下观，有华夷之辨，无东西之争。西方人看东方，自有其价值取向，可到中国来一看，一向歧视东方的西方反被中国歧视了；中国人自居于中央，号称“中央之国”，凡接受这一称号，便来打交道，不接受，你就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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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大周期在经历了第二期长江流域的发展之后，开始了第三期——从长江出海，下南洋，下西洋，直至元明；在欧洲人大航海之前，中国人有了一个自己的航海时代；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闽粤之人纷纷出海，华侨所到之处，安居置业，把南洋一带变成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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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朝中国，并未赋予他们正当的国家理由，虽然明初曾以郑和下西洋的方式，对西洋表示了天下观的关怀，但对于既定事实的民间海权，并未予以确认，反而当作倭寇要海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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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海权没有被王权主义的天下观承认，也就是说，在中国式天下里，海商还不是一个正经身份；海通时，或称海商；海禁时，则为海盗；或由易代，若宋元之交，明清之际，抵抗运动流亡于海上，种种因素，错综交织。尤以海洋的本质为自由，出海，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江山可以划界，成为国家，海洋岂能划界，变成王土？或曰，国家利益能转化为海权，但海权能转为疆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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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后，葡、西、荷、英之人，带着重商主义的金银气、资本主义的利润癖和国家主义的海权论接踵而来，但他们不仅不入中国天下观的局，还带来一个“东西方”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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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日本人“脱亚入欧”，入了“东西方”的局；后来，中国也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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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日本人就在天下观的局里，还一度以中国自居。或因明清之际，义士流亡日本，旨在反清复明，日助之，故以中国自居，而曰“蒙元以后无汉人，满清以后非中华”。时来，日人面对两个局，一是天下观的局，接着中国往下做，再有就是“东西方”，日本“西化”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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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分野，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日本因势利导，借用了这个大局，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太平洋上重新调整了格局。胜利者日本成功入欧，转化为“西方”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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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其说是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个地缘政治概念。它不单是国家地理分布的空间位置所在，更由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形态和文化样式带来。明治维新，便是在“东西方”格局里日本国家定位的转型。在天下观和“东西方”之间，转向“东西方”；在“东西方”里，又选择了西化。以日本为例，中国亦步亦趋，走出天下观，走向东西方，而有了“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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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定位，往往错位，盖因世界是个球体，正如西方人用地球驳斥天下观：“地球是圆的，中心在哪一点？”其实，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东西方”。在地球上，“东西方”亦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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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地理上的相对性，并不妨碍西方人观念上的绝对性，例如，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就说过：“历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他说的东方是指中国，没说日本。而历史的进程，犹如地球自转，从东方转向西方，也就是西方对东方的不断否定，以及由之而来的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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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四因说”为例证，东方便是“质料因”，而西方则为“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好比一个产品，是在生产资料的“质料因”被赋予了生产方式的“形式因”的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因”以及实现利润追求的“动力因”的订单安排下产生的。接单和下单，从经济行为的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进程中西方决定论的被动与能动、服从与主导的东西方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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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东西方大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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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进入太平洋世纪，东西方再一次大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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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在，分明在太平洋的东岸，却成为西方的代表；中国在太平洋的西岸，反倒成了东方的翘楚，地理方位不妨相对，文化定位必须绝对，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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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居于中、美之间，东西方在文化和地理上的错位，亦使日本产生地缘政治和文化哲学的错觉。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已成为西方在东方的地缘政治的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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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太平洋世纪是由日本人启动的，甲午战争打响了启动太平洋世纪的第一枪。这一枪，对于世界来说是局部的，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致命的，不光出海无望，连海防都崩溃了；中国洋务运动，运动了多少年，就运动出这么个结果。第二枪，便是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是东西方在太平洋的一次对决。然而，被西方看作东方的，并非日本，而是俄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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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俄国在欧洲，尽管是在东欧，相对于日本而言，无论如何也要算作西方，可偏不！因为西方人在历史上已认定俄国属于东方。罗斯以东正教立国，已被罗马认作东方，加上蒙古人统治了好几百年，被蒙古人用鼻音“俄”成了“俄罗斯”，乃至于连“罗斯”都被取消，被人简称为“俄国”。“罗斯”，是希腊化的；“俄”，是鞑靼化的。希腊化世界还属于近东，而鞑靼化帝国则为远东，若称“俄国”，就纯然远东了。这一认定，使得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难以进入西方。不光罗斯和鞑靼化时期得不到西方认可，就是西化以后，也还是不被西方认可。两次世界大战，它都是胜利的一方，可到头来，它的同盟国，还是不让它加入西方，反而与之对抗，就像罗马帝国之于匈奴，基督教世界针对蒙古，历史的烙印永难消除。作为西方的学生，日本接受了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尤其是罗斯被鞑靼化的看法；这一看法，唤醒了日本人对于蒙元入侵的历史记忆。日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日本人当年抗击蒙元入侵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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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是日本入欧的投名状。可即便胜利，那也只是在地缘政治上入欧，文化上并未入欧，还在东方学的范畴。西方是个传统，没有哪个外来的国家能进入其中，俄罗斯不能，日本也不能。这个传统的核心，是教权和海权，所谓“东方”，其实就是这个权力制造出来的。东征也好，大航海也罢，都是要使这个权力进入与其对应的存在——东方，哪怕未知，也要去发现；若非存在，也得开发出来。于是，马可·波罗应运而生，至于其游记所言或真或假，反倒无所谓了，因为他讲述了一个西方迫切需要而且正在寻找的“东方”。那个“东方”，乃价值取向，由权力所虚构。权力追求财富，它就是个财富的东方。以哥伦布等为例，他们去寻找中国——那个财富的东方，结果却发现新大陆，还自以为是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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