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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和哥德尔似乎无论如何也扯不上边儿，很难想象他们之间能有什么交集。然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与托洛茨基和哥德尔都密切相关。他就是让·万·海恩诺特（Jean van Heijenoort，1912—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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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恩诺特1912年7月23日出生于法国克里尔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天资聪颖，在学校里功课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这让他的童年不幸且压抑，使他从小就性格孤僻。他15岁时在学校里加入了激进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开始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从此成为托洛茨基的忠实追随者。不过投身革命运动似乎并未影响他对知识的渴求，他选课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数学、哲学、物理、化学、拉丁语、希腊语、德语以及法国文学，等等，17岁时又开始自学俄语。1930年，海恩诺特获得奖学金进入著名的巴黎圣路易公学学习数学。然而他对死板的法国教育体制非常反感，并由此走向对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叛逆，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成为了一个“愤青”。1932年，托洛茨基需要一位精通法语和俄语的助手，海恩诺特于是中断学业来到托洛茨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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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至1939年，海恩诺特一直是托洛茨基的私人秘书、翻译、随从和保镖，在这七年间他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是形影不离，几乎可以算得上托洛茨基家的一分子。他是跟随托洛茨基时间最久的秘书，因而对托洛茨基的生活、想法、情感、工作习惯等等都有第一手的深入了解，这使他多年后成为最具权威的托洛茨基的研究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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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恩诺特一辈子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托洛茨基的遇刺身亡。1939年底，他离开托洛茨基赴纽约去追求“新的爱情”，在那里以教法语糊口。几个月后他从纽约时报上得知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城遇刺身亡，这使他十分内疚，一直无法释怀。因为他认为如果当时他在场，以他的语言天分，可以轻易辨别出刺客的身份，应该能够救托洛茨基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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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死使托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也激发起海恩诺特的革命热情。他1940至1945年任第四国际的国际秘书处（第四国际的领导机构）书记，并在同一时期为托派刊物写了大量的文章。然而自1947年始，海恩诺特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无可挽回地导致了他与托洛茨基运动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1948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出版一百周年，他以假名Jean Vannier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一百年一笔账》（A Century’s Balance Sheet）。他在文章中写道：现代的无产阶级已不同于1848年的无产阶级，一百年的前仆后继证明了无产阶级能干什么，也证明了他们不能干什么。这是他最后一次发表政见，整篇文章都透着这位曾经是最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失望、伤心和反省。这大概也可以看作他脱离激进的革命运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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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历了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海恩诺特其实一直没有丧失对数学的兴趣。在置身于革命运动之外以后，他决定重归学术，从头开始。就用真名到纽约大学的库朗数学研究所（美国数学研究的重镇之一）注册为学生，师从于当时的所长斯托克（James Stoker），并于1949年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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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恩诺特进入数理逻辑领域纯属偶然。1957年，符号逻辑学会在康奈尔大学开办了一个为期四周的夏季研讨班，这是逻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会，聚集几乎所有的逻辑学家。那时海恩诺特的兴趣还不在逻辑学，但却鬼使神差地去康奈尔参加了这个研讨班。在那里他碰到了数学家、哲学家克雷泽尔（Georg Kreisel）。克雷泽尔在哲学界和数学界都算是响当当的人物，当他还在剑桥大学当研究生时就被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誉为他所遇见过的“兼为数学家的最具能力的哲学家”。克雷泽尔建议海恩诺特关注数理逻辑。在克雷泽尔的指引下，海恩诺特在模型论和证明论等领域都做过原创性的工作。他回忆说克雷泽尔对他一生的重要性仅次于托洛茨基。到晚年，海恩诺特的兴趣开始转向逻辑学史和哲学。他最出名的工作是编辑了《从弗雷格到哥德尔：数理逻辑原始文献》（From Frege To Godel：A Source Book in Mathematical Logic）。这本文集囊括了自弗雷格和罗素始，到哥德尔止的所有重要的逻辑学论文。他的另一件重要工作是和费佛曼、帕森斯等人一起编辑了哥德尔文集。海恩诺特还曾专门研究过恩格斯和马克思两人的数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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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跻身于逻辑学界的成名人物之列，海恩诺特对托洛茨基始终没有忘怀。他晚年以真名编辑出版了托洛茨基通信集，还在1978年出版了回忆录《和托洛茨基一起流放》—这本书成为托派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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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干革命和做学问，海恩诺特一生中也欠了许多风流债，他有过四位妻子和十余位情人，最终被第四任妻子所杀！可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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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汤对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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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顿的时代，数学和物理几乎是不分家的，与自然科学相关的领域掰着手指头大概就数得过来。而如今，学科越分越细，再加上各种跨学科，真是数不胜数。隔行如隔山，一般人对其专业之外的学科的掌握通常是比较有限的。然而，对本专业之外的学科的了解又往往有助于发现新的突破口，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再者，民众对科学知识的普遍了解，从大的方面讲，不仅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可以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从小的方面讲，起码可以增加见识，多一些茶余饭后比较有意义的谈资。这些都说明科学普及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美国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每年都会出版各种各样的科普读物，涵盖范围很广，对象不仅是少年儿童，也包括成年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科普作家队伍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仍然工作在第一线的科学家，这使得不少最新的科学成果能够很快且准确地介绍给公众。我在美国学习、工作了三十多年，对此有切身的体会。长久以来，自己一直希望能为国内的科普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直到最近五六年才打起精神开始写些东西。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不但让没有理工科背景的读者对所涉及的科学问题能有些感性的认识，而且尽可能地讲一讲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其所以然，特别是其最新动向。至于是否做到了，当然得由读者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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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三汤对话》这篇文章非我一人之功，是父亲汤一介、儿子Brady和我一起完成的。本来还想一直写下去，也酝酿了几个挺好玩的题目，比如“人类发明了数学还是发现了数学？”、“真空与空、无”等等，可惜父亲在2014年过世，对话无法继续，只好画上永久的句号了。书名定为《三汤对话》也算是对父亲的一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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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卫纯编辑，没有他的积极推动和精心策划，这本小书是不会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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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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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布鲁克·诺埃尔·穆尔 肯尼思·布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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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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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029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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