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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还经常把日常性的存在和另外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主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交流的非本真方式，也就是闲谈（chatter）。言语被降低成为无意义的词语之流，它掩饰畏惧、阻碍理解和排除有意义的交流。真正有意义的事物无法被表达出来或者根本不允许被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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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只要人能够完整地理解自己，就能找到本真的存在。只有当一个人直面人是有限的这一艰难事实之后，人才能以一个整体来看待自己。海德格尔说，我们是“向死之在”（beings-unto-death）。通过面对死亡，我们才能够了解、描述我们存在的局限。我们开始意识到有限的可用时间，也开始意识到我们不能挥霍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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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看来，人类最核心的本质是操心（caring）——关切世界上的存在。操心在时间中发生。思想也同样如此。因此在海德格尔眼中我们本质上都是时间性（temporal）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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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思想是“绽出”（ecstatic）的，意思是它指向一个预期的未来。他认为一个人拥抱未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向存在敞开，投入存在。这种筹划（project，德文 Entwurf）让人向已被遗忘的存在的根本真理敞开。因此，已经被投入世界的个人能够在敞开的真理和存在自身的真理之光中找到自我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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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先前所提到的那样，海德格尔认为 20 世纪的文化、思想贫困是一个普遍假设导致的直接后果，即事物的价值仅仅是由人类理性和意志所决定的（也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假设）。他认为这个假设或者说形而上学的立场不仅带来了个体的孤独、异化和无法满足的感觉，还导致了社会的毁灭。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是自柏拉图以来就深植在西方文明中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它把理念看得比任何存在于“精神”之外的物理实在都要优越。海德格尔认为在尼采的权力意志中，意志完全决定着事物和人的价值，这标志着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在哲学上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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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我们无须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事物上，而是要以一种安静的、宽容的方式来一瞥存在的自我显现。与现象学传统中的其他人物形成对比的是，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不能把思想强加于存在，因为只有存在使得思想成为可能。因此海德格尔说，（与存在主义不同）我们必须为了启蒙采取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注意存在本身，而不仅仅是关注自身。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诗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诗性思维能够揭示那些迄今未见、未思和未表达的东西。因此，他说结构庞大、包含着身心以及其他二元分裂的、具有着形而上学性质和形而上学传统的系统哲学必须让位于更加本原的思想。海德格尔说，凭借着这更深刻的思想方式，我们也许可以在很久以后重新发现被遗忘之物的深邃——存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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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为多位诗人写过文章，其中包括荷尔德林（Hölderlin）、里尔克（Rilke）、特拉克尔（Trakl）等人。他同样也写过诗来说明诗人如何将些许的光芒带入存在的黑暗之中。在海德格尔眼中，诗人敢冒险投身到未知之中去寻找“独特的思想”，为我们的未来带来必不可少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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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 海德格尔晚年对东方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见第十五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海德格尔新的思维方式——倾听存在——体现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汇合。东西方哲学当然会有一些共同的趋势和主题。两者都认为“天地不仁”（老子），所谓的人类“知识”大部分不过是人类的无知。双方都同意“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我们应该把自然（存在）当做“向导”。这正如老子所说的“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在精神的空明清静中，真理会展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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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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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出生在立陶宛的高纳斯（Kaunas），他的父亲是一名书店老板。列维纳斯自然而然成了一名废寝忘食的读者，尤其钟爱俄罗斯古典文学和希伯来《圣经》。1923 年他前往德国的斯特拉斯堡学习哲学，专攻胡塞尔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现象学进入法国主要归功于列维纳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父母都被纳粹杀害，而他自己成了战俘。战争结束后，他担任了一系列教职，最终在索邦大学获得教授席位。他的著作主要关注两大内容：《塔穆德》的注释，以及从意识到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生存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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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前面的内容中已经知道，马丁·海德格尔猛烈抨击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后者被解释成了柏拉图主义哲学。对他来说，西方形而上学呈现出一个退化的过程，最终以尼采的虚无主义结束，完全遗忘了存在本身。海德格尔不仅宣布了形而上学的结束，而且还尝试着建立起关于存在的崭新思维方式，他起初称之为存在论（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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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主要建立在海德格尔早期重要作品《存在与时间》（1927）上。与海德格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列维纳斯试图使哲学挣脱存在的束缚。他努力建立起一种哲学，它植根于激进的他者性和无法逾越的分离性。他相信哲学与我们关于他者（他性，alterity）的可怕经历一起开始。他人是作为无法克服的他者存在的。时间、语言甚至存在本身都是作为他者的经验。对于列维纳斯来说，上帝，作为绝对的他者存在，作为分离永远无法破坏。在他看来，我们只有通过面对在一切分离性中的他者才能够达到我们自身真正的意义和理解。面对他者的努力代表着一种超越的行为，也是人类的中心事件。他者的存在“先于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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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存在论（对存在的研究）错误地将不可还原的他者还原成了同一，把他者仅仅还原成了意识的纯粹对象。这样的筹划注定失败，因为他者先于存在论存在。我们应该转向从事物的分离性和他者性来讨论存在，而不是从存在开始，试图解释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面对他人不可见和无法理解的地方。他者仍然是未解之谜，但是谜语仍然可以揭示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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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秘密既显明也隐藏在了人的脸（face，le visage）上。脸作为我们的神显（epiphany）方式进入了他者。首先，他者的脸对在我们和他者异化关系中建立起来的“我”提出了疑问。为了了解自身，我们必须了解他者。因此，对于我们的存在和对自我理解来说，我们成了他者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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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纳斯看来，他者是个体自我中的无限。当我们以脸的形式与之相遇的时候，它会要求我们为这个他者来安置我们自身。正是在此意义上，交流得以可能。它使我们向超越、绝对的他者、无限、上帝以及上帝的律法敞开。它把我们带向列维纳斯超验的伦理哲学。对于列维纳斯来说，伦理学优先于存在论。思考的责任就是不断地回应没有实现和最终无法实现的对他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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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列维纳斯眼中，善优于真。对于他者的责任是我们最根本的责任，它甚至超越我们对自己和对世界事物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对他者、对无限的自我牺牲。在面对他者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自身的意义、存在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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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者的警觉为我们的存在建立了基础，对世界呈现了最原始的敞开。随之而来对自我的遗忘会带来真正的交流和正义。列维纳斯把希伯来《圣经》奉为伦理先验哲学的典范。我们负有责任的绝对他者是上帝或者至高者（the Most High）。通过研究成文法，我们回应上帝的戒律的同时，我们对上帝的服从也消解了我们的自我。这使我们达到了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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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纳斯对法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让-保罗·萨特（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以及后面将谈到的雅克·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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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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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他死后出版的《瞧！这个人》（Ecce Homo）中写道：“我的种种经历让我深深怀疑所谓的‘无私’的动机，或随时预备劝导别人、付诸行动的‘邻人之爱’。”20 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欧洲大陆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对正确与错误的意义、语言的本质、人类自我理解的可能性这些问题的前提产生了质疑。一些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对西方形而上学的体系表现出了怀疑的态度，他们宣称西方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凌驾于自然之上，建立起了作为绝对真理的伦理观和文化观。一些人不再满足于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外部现实这一普遍的前提。还有一些人宣称他们在最“中立”的哲学观察中发现了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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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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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于 1923 年，附属于法兰克福大学。纳粹上台期间研究所人员曾一度流亡纽约，1949 年返回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由于一个目标而被松散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发展出一种艺术和人类学科的批判理论，它一方面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粗糙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任何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人物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78—1979）、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和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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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社会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对人文学科中所采用的一些理性原则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研究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体制，它塑造了社会机构对待社会成员的性行为、病人、罪犯和疯子的方式。雅克·德里达进一步阐释了文学和哲学批判中运用的解构手法，以便表明他所说的语言的意义不能受到“束缚”，由此他宣布一些表达“真理”的文章实际上是令人怀疑的。最后，深受大陆哲学、美国的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提出了哲学的新任务。由于学科永远也找不到“真理”，我们必须利用它为人类扩大眼界、实现更多可能性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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