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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出生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他在古伦梅巴斯巴赫（Gummersbach）小镇上长大，他父亲是当地工商联合会的会长。他 16 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他曾在波恩大学学习，对黑格尔、马克思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尤其感兴趣。1954 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助手。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们以号召人们将哲学、精神分析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众学科整合起来而闻名世界。哈贝马斯后来对这个学派的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著作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关心怎样解放人类，怎样使思想从不必要而无用的规则、范畴以及约束中挣脱出来。哈贝马斯凭着自己的著作年纪轻轻便声名鹊起，其中有《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1962）、《社会科学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7）、《向着一个理性的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1971）、《知识与人类兴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1981）、《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981）和《社会行为理论》（Theory of Social Actio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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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科学能研究主体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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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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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其中一位作者还是青涩的本科生时，他曾前往德国的图宾根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他选修了一门叫做“哲学人类学”的课。他根本不知道课程的内容，不过他至少能翻译课程的名字，这就是他选这门课的原因。这是他在哲学方面上的第一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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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第一天，他坐在大演讲厅的中间——那间教室中的德国学生数量之多，是他回到美国后所有其他哲学课程来听讲的学生数目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尊敬的教授走上讲台，翻了翻笔记，摘下眼镜，像烟斗一样放在嘴里。他向上凝视了几分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Was ist der Mensch？”他对着天花板问——人是什么？你们的作者被这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吸引住了——至少是开了个头——他等待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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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什么？人类是什么？这是哲学人类学最基本的问题，它和啤酒一起，成了德国大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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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anthropology）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词就用来指称有关人类（anthropos）和人类社会的研究。早期的教父用这个词来区分上帝的研究和人类的研究；经过几个世纪——特别是在 16—18 世纪期间——人类学逐渐地从神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中分离开来。比如说，康德认为如果我们想获得生活的智慧，那么我们必须超越自然科学，从传记、历史、旅行书、戏剧诸如此类更广泛的来源中获得有关人类本质的知识。对于康德来说，这样一种人类学，尽管不是一种科学，却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是自由、自主的人类的实际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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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时候，德国浪漫主义（这里的“浪漫”并不是指“情人”；它是 19 世纪重要运动的组成部分，强调文学和艺术中的想象和情感）期望洞察人类的全体。黑格尔区别了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人类学以可能的眼光看待人，而历史哲学以现实的眼光看待人。黑格尔批判了人类学以及人类学空虚的历史根基，一群德国哲学家们将黑格尔的观点继续深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我们会发现这一主题依然在前面所谈到的马丁·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学说中徘徊。今天对人类本质和存在进行哲学研究的“哲学人类学”正在渐渐远离历史哲学，试图建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包括符号学和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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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什么？不幸的是，教授用了整个学期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样不幸的是，你们的作者还是不明白答案的意思。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人是什么，是你们的作者在整个课程中唯一知道的事情，因为他的德语实在不怎样。（后来他读了教授讲课的英文翻译，他仍然不能肯定答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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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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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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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一位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观念史家。他对哲学或科学的所谓真理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福柯起先把自己看成一名考古学家，他挖掘着历史地层，使得塑造了社会的话语重见天日。这里的话语（discourse）一词指的是人们如何交谈以及作为其结果他们又是如何行事的。福柯相信自己发现了所谓知识型（epistemes），这是“被创造的现实”，它在每个时代充当着判别真伪的基础。但福柯继而发现，这样的方法同样依赖于研究者这一方的客观性，于是他抛弃了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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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二个计划就是尼采所说的谱系学（genealogy）。在福柯看来，谱系学关注的并非知识，而是权力。在他后期的著作中，福柯较少关注社会创造的语言世界而较多关注活生生的身体，即身体化的意识。谱系学并不开出实践的药方。它对我们日常的社会习惯进行阐明，这习惯构成着你我并表达了身体权力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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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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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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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一种方法论，它试图寻找支配着诸如语言、文化神话学这样庞大的社会体系的基本规则和习俗。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瑞士的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他强调对语言系统本身（langue）而不仅仅是对特定言语（parole）的研究。索绪尔关注的是说话者习以为常的语言中的“深层结构”。他把语言学看成对符号的研究，将其定义为能指（signifier，指称他物的具体事物）和所指（signified，被指称的事物）的组合。一个句子是符号的序列，它的意义不仅仅取决于符号的秩序（“I can go”还是“Can I go？”），也取决于语言中那些缺席的符号与句中的符号形成的对比。因此，“I”在“I can go”这个句子里和其他可能的主语形成了对比：she，he，you 等等。正是“I”与那些不在场的符号之间的关系赋予“I”意义，因为我们对“I”的理解是根据语言的系统以及作为背景的相互关系产生的。“I”与其他主语之间的区别就是它的意义。这里请注意，索绪尔强调的是内部的语言系统和结构；他并不关心一个句子是否真实地表达了外部世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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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修正了索绪尔的方法，将其运用到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当中。列维-斯特劳斯的兴趣在于寻找非工业社会以及人类共同体的神话中包含的普遍的基本思想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典型特征体现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1962；英译本，1966）等书中，它探索了能够说明甚至是所谓原始文化的社会复杂性的一系列规则和“规律”。文化（以及文学作品）可以被看做符号的系统，我们通过与系统自身内部符合与符号的特定关系找到它的意义。这意味着单独的个体是基本的、非人格的系统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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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米歇尔·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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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4 月，福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告诉一群美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巴黎拜访他的时候，他“被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问题洞察的深度以及他对海德格尔思想与其政治表现之间的重要而紧密的关联的观察所震惊”。哈贝马斯将海德格尔诠释成德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是以某种方式和他的哲学立场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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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告诉他的采访者，他相信“一个人的哲学观念和他具体偏好的政治态度存在‘分析’上的微弱联系；‘最好’的理论也不能有效阻止你做出灾难性的政治选择”。但是福柯补充道：“我并不是说，这样一个人在理论的界限内就可以信口开河，其实恰恰相反，严苛的、审慎的、‘实验性’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在每时每刻，我们必须逐步地面对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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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死于弓形虫引发的脑损伤，这是艾滋病的后果。在 1984 年 6 月 25 日他去世之前，福柯将他大部分学术精力花在阐明权力关系的课题上，凭借这种关系社会采取驱逐、禁闭或者建立制度的方式来对待疯子、囚犯以及同性恋者——社会将这些人定义为“异类”。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福柯否认社会会把这些人从排他性的权力中解放出来；“理想言说情境”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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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本身就是“上流”法国社会的丑闻。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描绘了这位哲学家施虐受虐的色情活动，他在公共场合的皮革穿着，他对男性公开的喜好，以及他在旧金山的同性恋浴室里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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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1926 年 10 月 15 日出生在法国的普瓦利埃（Poitiers），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他自 1970 年起担任法兰西学院的教授。福柯的主要著作包括《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英译本，1965）、《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观念的考古学》（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1977）、《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1970）和《性经验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三卷本，英译本，1978—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