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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修正了索绪尔的方法，将其运用到自己的人类学研究当中。列维-斯特劳斯的兴趣在于寻找非工业社会以及人类共同体的神话中包含的普遍的基本思想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典型特征体现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1962；英译本，1966）等书中，它探索了能够说明甚至是所谓原始文化的社会复杂性的一系列规则和“规律”。文化（以及文学作品）可以被看做符号的系统，我们通过与系统自身内部符合与符号的特定关系找到它的意义。这意味着单独的个体是基本的、非人格的系统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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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米歇尔·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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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4 月，福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告诉一群美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巴黎拜访他的时候，他“被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问题洞察的深度以及他对海德格尔思想与其政治表现之间的重要而紧密的关联的观察所震惊”。哈贝马斯将海德格尔诠释成德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是以某种方式和他的哲学立场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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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告诉他的采访者，他相信“一个人的哲学观念和他具体偏好的政治态度存在‘分析’上的微弱联系；‘最好’的理论也不能有效阻止你做出灾难性的政治选择”。但是福柯补充道：“我并不是说，这样一个人在理论的界限内就可以信口开河，其实恰恰相反，严苛的、审慎的、‘实验性’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在每时每刻，我们必须逐步地面对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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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死于弓形虫引发的脑损伤，这是艾滋病的后果。在 1984 年 6 月 25 日他去世之前，福柯将他大部分学术精力花在阐明权力关系的课题上，凭借这种关系社会采取驱逐、禁闭或者建立制度的方式来对待疯子、囚犯以及同性恋者——社会将这些人定义为“异类”。与哈贝马斯不同的是，福柯否认社会会把这些人从排他性的权力中解放出来；“理想言说情境”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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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本身就是“上流”法国社会的丑闻。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描绘了这位哲学家施虐受虐的色情活动，他在公共场合的皮革穿着，他对男性公开的喜好，以及他在旧金山的同性恋浴室里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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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 1926 年 10 月 15 日出生在法国的普瓦利埃（Poitiers），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他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他自 1970 年起担任法兰西学院的教授。福柯的主要著作包括《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英译本，1965）、《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观念的考古学》（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1977）、《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1970）和《性经验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三卷本，英译本，1978—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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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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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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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告标语到动物之间的交流，对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进行的分析现在都被称为符号学（semiotics，来自希腊词语 semeion，意思是符号）；几乎所有的结构主义方法论都可归入这门“符号的学科”。但是这样一门学科真的可能吗？也就是说，语言或者文化系统中的意义真的如此稳定，足以为那些系统中的文本或者仪式提供一种确定的解释吗？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法国的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回答说“不”。他认为这样稳定的意义并不可能存在，一个文本也不可能存在确定的意义。实际上“确定的意义”这样一个概念暗示着某些关于文本、语言的未经过证实（和不可证实）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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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就是明白地列出那些和语言有关的前提，去“质询”文本可能存在的多重意义，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展示出了他所谓的能指的自由游戏（free play of signifiers）。德里达在这里的意思是，作者对词语只拥有暂时的“特权”；“享有特权”变成了能指的嬉戏的媒介——延异（différence）——而不是一个固定的语言体系（在德里达眼中，它根本不存在）的背景。它承接了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一传统的余绪；只是它现在的意思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样的语言”。因为意义只有作为经验才会发生，我们的经验不断地推翻（“重写”），甚至抹去字典对词语中的定义，而定义本身也在流变之中。一本出版的辞典常常带给我们这样的错误印象：语言有稳定的意义，然而那些意义却在不断地“嬉戏”和变化。使用一个词语不仅会超越辞典的定义，也会“抹去”那些在我们意识之外活动着的各种力量。康德对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Ding-an-sich，见第七章）的描述是再好不过的了。那么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来，不存在什么可以确定语言中的意义的超语言（extralinguistic）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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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雅克·德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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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埃尔比哈（El Biar）一个中下层的赛法迪（Sephardic）犹太家庭中。早年的德里达对体育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打算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在念高中的时候，由于反犹主义经历了很多挫折。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北非的一些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他终于在 19 岁的时候被久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他在 1957 年结了婚。60 年代的时候，德里达是巴黎政治界的风云人物之一。在参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次十分有纪念意义的学术报告会后，他逐渐声名远播。他最后几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出版了二十本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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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一生中有一个令人十分好奇的插曲，那时他被提名为剑桥大学荣誉学位的候选人。出人意料的是，四位剑桥的导师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把荣誉学位颁发给德里达。19 名学者随后在《时代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指责德里达佶屈聱牙的著作以及随处可见的法语文字游戏，这件事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次事件的潜台词就是：德里达是个江湖骗子。在一阵喧闹过后，德里达最终在投票中获胜，他出席了活动并接受了这一荣誉学位。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许多英美系（Anglo-American）的哲学家仍然疑心重重地审视着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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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评论让人想起了索绪尔的“差异”的系统，但是德里达把索绪尔的观察推向了逻辑的极限：因为所有的人类能够理解的事物都要通过他们的语言系统来实现理解，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文本”。因此，那就是说，只有通过探索能指的不断游戏的才能找到超验的理念的意义，因为柏拉图被人一遍又一遍地加以阐释。无法找到终极的意义——柏拉图到底说了什么，到底什么是理念——因为如果人类所有的理解都要通过文本性（textuality）来实现，那么也就找不到什么终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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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批判只代表了他的一部分思想。他对哲学最深入的思考是和形而上学有关的。他的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影响。他用他的解构主义方法有力地攻击了胡塞尔的超验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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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一开始在形而上学被简化成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y）——这一形而上学认为所有存在都衍生于神圣的逻各斯——这点上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由此开始他的批判。本体论神学这个术语是海德格尔用来形容形而上学自柏拉图以来的发展的。形而上学渐渐地将存在简化成了存在者、最高和第一存在或者上帝。自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来，近代形而上学试图在人类主体和逻辑中寻找绝对确定的结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到了终点，因为它完全遗忘了存在，而无效的逻辑和人类的傲慢却取而代之。德里达看到了这点，形而上学被人为地还原成假定先验的、绝对确定的逻辑。你或许会回忆起先验（transcendental）这个词，它是伊曼努尔·康德的观念：意识将感觉材料组织为时空中的客体，它们以因果关系及其他原则为媒介彼此关联。胡塞尔试图将人类的知识植根于逻辑的超验科学或者意识的普遍现象学（参见这章前面的部分）。德里达将这一发展过程详细描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过程，这个术语也适用于海德格尔的思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建立在对完全的存在或在场这一源始状态的怀旧上，这一状态现今已经失落。人们认为存在者从神圣的逻各斯上，从类似赫拉克利特在公元前 6 世纪首先提出的逻各斯（logos）概念，衍生出了它们的结构和意义。逻各斯在古希腊有许多意义，比如道、言语、思想、理性，但是对于赫拉克利特以及其后的思想家来说，他是宇宙中秩序、必然和理性的原则和来源。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建立在对稳定、有等级的必然世界的偏好上。这种世界的必然性和超验性只对于能够超验地思考的少数人存在。德里达用解构主义方法揭示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基础中没有根据的前提以及人为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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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语言永远不能成为绝对确定、超验概念的封闭系统，即使它们暂时地受限，它们的结尾应该敞开。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事物的独特性——它们的可变性、不确定和不完整。解构主义的主张要谦逊得多，但是它们却能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影响现实。德里达的哲学是对形而上学、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理性抗辩。他将他的做法延伸到了哲学、伦理和心理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他是 20 世纪的苏格拉底，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对知识的大部分主张都是充满矛盾和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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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著作有《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67；英译本，1976）和《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1967；英译本，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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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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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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