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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价值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价值太抽象了,没法用它来决定我们目前所考虑的特殊的、具体的事情,那就只有倚仗本能一法了。这就是那个青年人试行做的。当我看见他时,他说:“归根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情感;情感真正把我推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我应当选择的道路。如果我觉得非常爱我的母亲,愿意为她牺牲一切——诸如报仇的意志,以及一切立功立业的渴望——那么我就同她呆在一起。如果相反地,我觉得对她的感情不够深,我就走。”但是人怎样估计感情的深浅呢?他对母亲的感情恰恰就是以他站在母亲这一边来衡量的。我可以说我爱我的某个朋友爱到可以为他牺牲,或者牺牲一笔钱的程度,但是除非我这样做了,我是无法证明我爱他到这样程度的。我可以说,“我爱我的母亲爱到同她呆在一起的程度”,但只有我真正同她呆在一起时才能这样说。我要估量这种感情的深浅,只有付诸行动,以行动来说明和肯定我的感情的深浅。但是如果我再援引这种感情来为我的行动辩护,那我就是卷进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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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正如纪德④说得好,一种伪装的情感,一种真挚的情感,两者是很难区别的。决定爱自己母亲而同她呆在一起,和演一出喜剧其结果是同母亲待在一起,这两者差不多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情感是由人的行为形成的;所以我不能参照我的情感来指导行动。而这就是说我既不能从内心里找到一个真正的行动冲力,也不能指望从什么伦理学里找到什么能帮助我行动的公式。你可以说那个青年至少还找上一位教授向他请教。但是如果你向人请教——例如向牧师请教——你已经选上那个牧师了;归根到底,你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他将会给你什么忠告了。换句话说,在你选择一个人向他请教时,你做这项选择就已经承担责任了。如果你是个基督教徒,你会说,去请教一位牧师;但是牧师里面有法奸,有参加抵抗者,有等待时机者;你选择哪一个呢?这个青年如果选择一个参加抵抗的牧师,或者选择一个法奸牧师,他事先就得决定他将会得到什么忠告。同样,在来找我之前,他也知道我将会给他什么忠告,而且我只有一个回答。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标准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天主教徒会说:“啊,可是标志是有的!”很好嘛;但是尽管有,不管是什么情形,总还得我自己去理解这些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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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听任”的涵义,即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而随同这种听任俱来的就是痛苦。至于“绝望”,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极其简单的。它只是指,我们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依靠限制在自己意志的范围之内,或者在我们的行为行得通的许多可能性之内……超过这个限制,那些被认为不再影响我的行动的可能性,我就应当不去感觉兴趣。因为没有一个上帝或者什么先天的规划能使世界和它所有的可能性去适应我的意志……无作为论是那些说“让别人做我不能做的”的人的态度。我给你们陈述的这种学说恰恰和这种态度相反,因为它宣称除掉行动外,没有真实。确实,它还进一步补充说:“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意图上方才存在,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听到我们的教导感到骇异。因为许多人郁郁不得志时只有一个给自己打气的办法,那就是这样跟自己说:“我这人碰见的事情总是不顺手,否则我的成就要比过去大得多。诚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我真正爱的女人,或者结识过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不过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值得我结识的男人,或者一个真正值得我爱的女人;如果我没有写过什么好书,那是因为我过去抽不出时间来写;还有,如果过去我没有什么心爱的孩子,那是因为我没有能找到可以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所以我的能力、兴趣和能够发挥的潜力,是多方面的,虽然没有用上但是完全可以培养的;因此决不可以仅仅根据我过去做的事情对我进行估价;实际上,我不是一个等闲的人。”但是实际上,而且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离开爱的行动是没有爱的;离开了爱的那些表现,是没有爱的潜力的;天才,除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之外,是没有的。普鲁斯特的天才就表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拉辛的天才就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悲剧中,此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说拉辛有能力再写一部悲剧,而这部悲剧恰恰是他没有写的呢?一个人投入生活,给自己画了像,除了这个画像外,什么都没有。当然,这种思想对于那些一生中没有取得成就的人是有点不好受的。另一方面,这却使人人都容易理解到只有实际情况是可靠的;梦、期望、希望只能作为幻灭的梦、夭折的希望、没有实现的期望来解释人;这就是说,只能从反面,而不是从正面来解释。虽说如此,当一个人说,“你除掉你的生活之外,更无别的”,这并不意味着说一个画家只能就他的作品来估计他,因为还有千百件其他的事情同样有助于解释他的为人。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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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8.2 《西西弗的神话》⑤ 阿尔贝·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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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一开始就声称自己只能断定自己和自己之外的世界存在;其余假设的知识仅仅是“建构”。(特别有趣的是,他认为试图定义、理解自己这件事就如同指间的流水。)他最后评论道,由于一切都是非理性的,心灵渴望清晰的理解是如此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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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人,对于什么东西我能真正地说:“我了解这个!”我能感受到我这深藏的内心,我断定它存在着。这个世界,我能触摸它,而且还能断定它存在着。我的全部学识就到此为止,其余的需要再建设。因为,如果我试图把握这个我确定的“我”,如果我试图给它下定义并要概述它,那就只会有一股水流从我手指间流过。我能依次描画它能够表现的一切面貌,以及人们给予它的一切面貌:教养、出身、热情,或安静、伟大,或渺小。但人们并不把这些面貌相加起来。这颗心就是我的心,但我总是不能确定它。我对我的存在的确信和我企图提供给这种确信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对于我自身将永远是陌生的。在心理学中就像在逻辑学中一样,有一些事实,但却没有真理。“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这句话与我们的布道者所说的“你要有道德”的话具有同等价值。它们都表明着一种怀念,同时也表明一种无知。这是对伟大论题玩弄的贫乏的游戏。这些游戏只有在它们都是相近的严格范围内才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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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些树,我熟悉它们粗糙的树皮,还有这水,我感觉到它的味道。这草的香味,这些星星,这黑夜,这些使心灵舒展畅快的夜晚,怎么能否认这个我感到它的权力和力量的世界呢?但是,这大地的全部科学知识不会提供给我任何东西以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科学啊,您曾向我描述过这些权力和力量,并教我把它们分门别类。您概括了它们的规律,这样,我在求知的渴望中感到它们是真实的。最后,您告诉我把这个奇幻无穷的宇宙还原为小小的原子,并把原子还原为电子。这一切都对。我等待您继续下去。您对我说过,有一个看不见的行星体系,其中电子围绕着一个核运转。您对我解释这个带有想象图像的世界。于是,我承认您从这个世界来到诗的世界,而我永远不会认识这个诗的世界。我是否有时间为此而气愤呢?您已经改变了您的理论。告知我一切的科学最终陷于假设,阴暗的清醒最终陷于隐喻,而犹豫不定则化解为艺术作品。为什么我曾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力量呢?这些山丘柔和的曲线和晚上放在跳动的胸口上的手教会我更多的东西。于是又回到了我的开始。我知道。如果我能通过科学来把握现象并概述它们,我就不能同样地理解这个世界。当我熟知世界的全部地形之后,就不可能再进一步了。科学啊,您让我在确定无疑的然而于我毫无用处的描述与那些声称有教于我而又不确定的假设之间加以选择。我对我本身、对这个世界都是陌生的,装备了一套从它肯定自己时起就自我否定的思想,身处这个我在其中只有放弃求知和生活才能获得平静的环境,这个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在其中处处碰壁的环境——它究竟是什么呢?欲求,就是引发起种种悖论。一切安排有序,为的是使这种被毒化的平静得以诞生。这种平静是无虑的情感、心灵的麻木或死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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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它的方式也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它的对立面——盲目的理性宣称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而这毫无用处,虽然我也曾期待着理性的证明,希望理性是正确的。但是,尽管经过了那么多的显赫盛世,尽管我们的先人中不乏能言善辩之才,我还是明白理性结论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如果我不能知,那就没有幸福”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诚实的人认为,这种实践或道德的普遍理性,这种决定论,这些用来解释一切的范畴很有滑稽可笑之处。它们与精神毫不相干。它们否认被禁锢着的深刻的精神真理。人在这个混沌不清、有限的世界里获得了他自身命运的意义。非理性的人们站了起来,并且始终不渝地围绕着这个意义。荒谬的感情由于重新获得业已变化的审慎的洞察力而变得清晰明确。我在前面曾说过,这世界是荒谬的,但论述得过于简单。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合乎情理,这是人们所能说的一切。所谓荒谬的东西,是这种非理性因素的较量,是这种狂热追求光明的冒险,而对光明的召唤,则在人的灵魂深处震荡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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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在于人,也同样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它把人与世界互相联系起来,犹如共同的仇恨能够把诸个存在联系起来一样。这就是在我的遭遇并没有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我能在这个世界中辨别出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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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8.3 《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与哈贝马斯对话》⑥ 乔凡娜·博拉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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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选读 8.3 选自对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访谈,话题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界贸易中心遇袭事件。访谈的主持者是哲学家乔凡娜·博拉朵莉,她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哲学的专家。哈贝马斯认为“9·11”事件可以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件世界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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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朵莉 ……我们的题目是恐怖主义,在“9·11”事件之后,它似乎呈现出全新的意义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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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本身就是新的。所指的不只是劫机者的自杀行为,他们把加满了油的飞机以及飞机上的乘客变成了活生生的武器,甚至也不是其数目令人难以承受的牺牲者和这场灾难的剧烈程度。我所说的新是指攻击目标的象征性力量。袭击者并不仅仅是从物质上使曼哈顿这两座最高的建筑变成废墟,他们还想破坏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意象中的偶像。只有在随之而来的爱国主义浪潮中,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双子座在人民的想象中到底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曼哈顿的空中轮廓线当中不可替代的深刻印象以及它们所强有力地体现出来的经济力量以及对未来的规划。照相机和各种传媒的在场也是新的,它们几乎在同时把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变成了全球的事件,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呆若木鸡的见证人。也许在最严格的意义上,“9·11”事件可以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件世界性的事件:撞击、爆炸、崩塌——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是好莱坞的臆造,而是残酷无情、真真切切的现实,真实地发生在全球公众的“普遍目击”之前。在我的朋友和同事凝视着第二架飞机在世贸大厦最顶层爆炸时——那儿离他在 Duane 大街他家的房顶隔了只有几个街区之远,他们经验到了什么,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毫无疑问,虽然我们看见的东西别无二致,与我在德国坐在电视机前的经验相比,他们的经验肯定有天渊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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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一件独一无二的事件的任何观察都不能提供解释本身:为什么认定恐怖主义自身有一些新的特征?在这一方面,在我看来,首先有一个事实是与此相关的:没有人真正知道他的敌人是谁。欧斯马·本·拉登这个人最有可能充当了替身的功能。例如,把新的恐怖分子和以色列游击队的或者传统的恐怖主义者做一个比较。这些人也经常以分散的方式,以小型的、独立的单元参加战斗。但这些事件当中,也没有集中的力量,或者核心组织,这个特征使得他们很难成为靶子。但是游击队为了获得权力而战斗时是在熟悉的领地上,有着公开的政治目标。这是他们不同于恐怖主义者的地方,后者分散在世界各地,通过秘密的通讯方式构成一个网络。他们会让他们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动机广为人知,但是他们并不追求一种超越破坏和无保障的策划的纲领。目前我们把恐怖主义和“基地组织”(al-Qaeda)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使得辨别敌人和对危险进行的任何比较务实的评判都成为不可能。这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性质是导致恐怖主义具有新的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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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的是,危险的不确定性属于恐怖主义的本质。但是,“9·11”事件之后的数日当中,美国媒体大段绘声绘色地渲染生化武器的场景,以及关于各种核恐怖主义的思考,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显示出了政府在最低限度确定危险的级别时的无能。没有一个人知道任何关于恐怖主义的事情。在以色列,如果人们乘坐公共汽车,走进一家商场、迪斯科舞厅或者任何公开场合,他们至少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事件发生是多么频繁。但是,在美国或者欧洲,没有人能估算出危险的程度;也没有比较务实的方法可以评估危险的种类、级别或者可能性,没有任何方式可以使可能受影响的地区逐渐变得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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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朵莉 从哲学上说,您认为恐怖主义完全是一项政治行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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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我将给你提供一个政治的回答,但却不是在下述意义上,即默罕默德·阿塔,这个埃及公民出身于汉堡,驾驶着两架肇事惹祸的飞机中的第一架。毫无疑问,今天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也是政治主题的一个幌子。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忽略我们所遇到的以各种宗教狂热形式出现的政治主题。这就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就在几年以前,那些被无可奈何地卷入“圣战”当中的人有一部分一直是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如果我们查看一下他们的生平经历,就可以揭示出其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与连续性。对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政权的失望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今天,宗教为那些旧的政治定向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而又在主观上更让人心悦诚服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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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朵莉 您又是如何切合实际地定义恐怖主义的呢?在国内的和国际的甚至全球的恐怖主义之间是否能够划出一条清晰可见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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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从某个角度而言,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依旧具有某些已经陈旧不堪的特征,因为它的主旋律是谋杀,是对敌人、妇女、儿童不分青红皂白,不做任何区分一律加以消灭——用生命换取生命,用死亡换取死亡。这就是它和以游击队武装斗争的泛军事方式出现的恐怖有所不同的地方。这种武装斗争的形式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是许多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特征——例如,这种形式在车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留下了它的印痕。与此正相反对的是,在“9·11”袭击事件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全球恐怖具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这种特征是针对不可能被打败的敌人而发动的根本没有胜算的叛乱所具有的特征。它所能产生的唯一可能的效果是让政府和人民震惊与恐慌。从技术上来说,既然我们的复杂的社会很容易受到各种干扰和偶发事件的影响,它们当然也就会为突如其来的对于各种正常的活动的干扰提供很多理想的机会。这些瓦解活动以最小的代价而产生非常大的破坏作用。全球恐怖主义一方面缺少切实可行的目标,另一方面带着愤世嫉俗的眼光去看待各种复杂的制度当中的弱点,它在这两方面都走向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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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朵莉 是否应该把恐怖主义和普通犯罪以及其他类型的暴力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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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应该区分,也不应该区分。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恐怖主义行为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辩护,无论这些行为是在何种动机下或处境中做出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正当地证明我们可以“体谅”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谋害他人或者使他人陷于痛苦当中的做法。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恐怖主义和与罪犯法庭审判相关的犯罪行为分属不同管辖的区域。它也和私人的事件有所区别,因为,它引起公众的兴趣,例如,它需要的分析不同于一件因嫉妒而引起的谋杀。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进行这场采访。在政权的更替期间,政治恐怖与普通犯罪之间的区别变得显而易见了,在这期间,以前的恐怖分子执掌大权,而政治的转变只能指望那些恐怖分子了,他们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追求各种政治目标;至少,通过回顾的方式,他们能够为他们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合法性辩护,以克服各种明显不公正的处境自任。但是,时至今日,我还不能设想出一个语境,有朝一日,这种语境会以某种方式使“9·11”事件中丧尽天良的行为成为某种可理解的或者说可理喻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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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朵莉 您认为把“9·11”事件阐释为某种宣战行为是否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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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即使“战争”这个词比“圣战”更少一些引人误入歧途的意味,或者从道德上来说,更少些争论,但是,我认为布什号召一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决定是非常错误的,无论从规范上说,还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上说。从规范上说,他是把这些犯罪分子提升到战争中的敌人的身份;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战争”这个词还有某种确定的意义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发起反对一个“网络”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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