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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作的教育学著作，罗素还就社会和政治哲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写作。在他写的大众读物中，最为声名狼藉的一部是《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1929）；书中对于性行为的态度相当开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纽约城市大学于 1940 年取消了对罗素的任命。该大学一位学生的母亲把罗素告上了法庭，法庭最终“为了公众的健康、安全与道德”解除了罗素的教授资格。很明显，对于罗素最为不利的证据在于，他在书中主张，手淫的孩子不应该受到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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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的迅猛扩张，这一切令罗素不得不放弃他的反战思想。然而到了 1961 年，罗素再次入狱，这次是因为他参与核裁军游行。到了 1967 年，罗素组织了一个战争罪行法庭，指控美国在越南犯下的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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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 1950 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他所获得的许多荣誉中的一项。罗素在自传中说，有三种激情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还有对人类苦难的深切悲悯。罗素通过他的一生展现了他那杰出的才智，还有非同寻常的个性与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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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的摩尔（G. E. Moore，1873—1958）是罗素的朋友、同事。在摩尔的影响下，罗素开始认为分析方法适用于整个哲学；其他哲学领域都和数学哲学领域一样，通过分析就能得出清晰明确、无可辩驳的结论。在 1910 年前后，罗素开始试图把他在数学领域尝试过的方法运用到认识论上：在我们对于永恒的物理世界的知识中，确认绝对基本的、不可定义的实体，确认最基本、无法证明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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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也关注我们对于外间永恒世界的知识；关于物理对象，我们拥有一些日常信念，摩尔曾致力于对这些信念进行分析。摩尔还把分析方法扩展到道德哲学的命题中（详见第二部分）。在此之后，又出了一位分析技术的重要实践者叫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他认为传统的哲学问题植根于“语言混淆”。他用分析技术解决了几个长久以来令人困惑的哲学难题，表述明晰，令人印象深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是罗素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了同事。维特根斯坦认为通过分析，哲学可以揭示出构成真实世界的最终的逻辑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乃至它们和经验世界的关系。在他看来，分析的目的就是把所有复杂的描述性命题都解析为由最终的简单命题构成，而这些简单命题则由“名称”联结而成，“名称”代表着构成真实世界的最终的简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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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维也纳大学的一位哲学家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发起了一个学术团体叫维也纳小组（Vienna Circle），其成员深受罗素、维特根斯坦作品影响。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称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主张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其任务就是对思想进行逻辑上的澄清。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提出了“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verifiability criterion of meaning）。根据这一原则，倘若你说了什么，却没有人知道怎样的观察能够证实你所说的东西，那么你就根本没有做出一个有意义的经验陈述。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们主张，传统形而上学的表达都不是有意义的经验陈述。比如，黑格尔说理性是整个世界的本质。这个如何能够被证实呢？根本不能。所以它不是真正的事实陈述，它在经验上是没有意义的。在本章末尾的原著选读中，维也纳小组的一位最著名的英国成员艾耶尔（A. J. Ayer，1910—1989）将对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做更详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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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们认为，道德陈述和价值陈述从经验上说也都没有意义。与其说它们是正当的陈述，不如说，它们最多是情感的表达。在他们看来，哲学唯一有用的功能就是对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进行分析——它无权涉及和语言不相干的世界，因为那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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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末纳粹控制了奥地利，维也纳小组就此解散；不过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把分析哲学等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而事实上，如今那些自称为分析哲学家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认同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逻辑实证主义的另外一些基本假定也很少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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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许多自称为分析哲学家的人来说，分析方法是否依然是唯一适当的哲学方法？事实上，这一点已经相当可疑。确实，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日常的哲学工作主要就在于分析。除了分析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哲学工作可以做；有些哲学家已经丧失了分析方面的兴趣而转向这些工作，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还有些人——例如维特根斯坦——已经对“分析是适当的哲学方法”这一点做了明确否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出版于 1953 年，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意味着维特根斯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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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有许多主张和表述，它们富于哲学趣味，但我们却无法将它们视为可解析的复合对象，无法将它们解析为更简单、更不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达式而又不丧失原有的趣味。确实，只有当分析足以确认表达式的“真实”内涵或“真正”意义时，我们才可以用较不容易引起误解的形式来重现原表达式的含义。但这里又有个问题：在绝对而非相对的意义上指出一个表达式的真正含义，这究竟是否可能？蒯因（W. V. O. Quine，1908—2000）对于这一问题的表述或许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而且对于许多表述而言，首先谈论它们的“意义”，似乎就显得不太适宜。有许多这样的表达式，当你想要对它有明确的理解时，你需要问的是“它是如何被使用的”或“它被用来干什么”，而不是“它有何含义”；除非你认为，第三个问题所表达的东西和前两个问题没什么区别——确实，它经常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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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都开始相信，除了语言分析以外，有用的哲学方法和技术还有很多；好的、有分量的哲学作品也未必总是某种分析的产物，这一点得到了颇为广泛的认同。有许多当代分析哲学家会否认他们的关注焦点只在语言上（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在意语言表达的明晰性）。而且，“分析”在各个不同的分析哲学家那里所包含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当今世界所推崇的“分析”，其实不过是对于明晰性的追求；确实，当代的分析哲学家们表现出（或希望表现出）对于思想和表达之明晰性的强烈渴望，还有对于细节的高度重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早先的那些哲学家们，至少其某些观点在表达上有所欠缺——即使不是赤裸裸的逻辑谬误，也属于语言上的混淆；但是在这之上，并不是所有的分析哲学家都运用着共同而独特的哲学方法，而且他们的兴趣所在以及解决哲学问题的标志性方式都不尽相同。当今世界的有些哲学家喜欢称自己为“分析的”，这话想要表达的不过是，对于欧洲大陆哲学，他们没有太多的涉猎或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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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它的一切意图和目的上看，分析哲学的历史就是 20 世纪盛行于英语国家的一系列哲学的历史；罗素、摩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和讨论都属于这一历史的源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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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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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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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对于数学基础以及数学用语之确切意义的研究，把弗雷格和随之而来的罗素引向了更为广阔的问题领域，其中包括语言的性质、语言如何能具有意义等问题。在弗雷格和罗素的影响下，有许多 20 世纪的分析哲学家都被语言问题迷住了——词语和句子如何能够具有意义？它们有意义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如何与世界相联系的？许多分析哲学家甚至认为，语言哲学（它关注的就是以上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对有趣的或重要的个别命题进行具体分析）比形而上学或认识论更根本，更重要。他们何以会有这样的观点？这并不难理解。举例来说，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对于一个意图对真实世界有所陈述的命题来说，只有当它有可能被观察所证实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这一理论使得实证主义者们拒斥形而上学，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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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语或短语具有意义，这意味着什么？当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或许会从最简单的词语或短语入手，比如“马克·吐温”这样的名称，或“《艰苦岁月》（Roughing It）的作者”这样的命名短语——它们是直接指称对象（在这个例子中，对象是一个人）的。确实，许多语言哲学家的起点都是这个；对于“名称或命名短语有意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整个 20 世纪产生出来的文献浩如烟海。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如此浩繁，其原因不仅在于这样的词语或短语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语言单位，而且还在于，它们具有意义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晦涩不明。看起来，这个起点的位置已经足够幽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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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们无法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可以让各位对这里的难点有个初步印象。“马克·吐温”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上去是足够直白了，同样直白的答案是：“马克·吐温”的意思就是这个名称所指称的人，即马克·吐温。但是这个答案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马克·吐温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而“马克·吐温”这个名称却仍旧有意义。再说，既然“马克·吐温”和“塞缪尔·克莱门斯”指称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倘若前面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两个名称就具有相同的意义。由此可以推出，“马克·吐温就是塞缪尔·克莱门斯”这句话的意思和“马克·吐温就是马克·吐温”完全相同——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可见上述理论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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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名称的意义似乎不仅限于它所指称的对象；但是还有什么呢？弗雷格把这个多出来的部分叫做名称的“含义”，他和罗素都认为，名称的含义得自与之相关的“限定摹状词”；就拿“马克·吐温”来说，它的限定摹状词可以是“创作了《汤姆·索亚》（Tom Sawyer）的美国作家”。关于限定摹状词如何能够有所指称，罗素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罗素自己曾经说过，摹状词理论是他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不过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了；我们想要说明的只是，即使是像“作为基本语言要素的名称是如何具有意义的”这样的问题，都尚未得出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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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问题看起来也非常简单，但实际上也颇具难度：一个句子有意义意味着什么？就拿“我们的白鹦鹉在笼子里”这句话来说，似乎它应该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这一事实：我们的白鹦鹉在笼子里。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白鹦鹉不在冰箱里”这句话的意义又何在？难道说，它表现了一个“否定的”事实，即白鹦鹉不在冰箱里？那又是一种怎样的事实？而且，即使以上说法可以成立，一个句子“表现”一个事实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顺便还可以问，究竟什么是事实？我们不久就将看到，维特根斯坦认为句子是事实的“图像”——由此出发，他推演出了一个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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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中有多少个对象？两个？真的吗？那么女孩的头发或篮球上的缝呢？它们是对象吗？分析哲学有助于厘清这类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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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前文中已经指出过了，对于许多表达式来说，决定其意义的与其说是它所包含的词语的指称，不如说是这个表达式的具体用法。比如说，威胁，还有许诺，这些表达式显然属于以上范畴。因此就有许多作者更关注语言的“语用学”，即社会性层面、具体用途。总而言之，在当代分析哲学中，语言、意义，以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依然被积极地讨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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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主题也是许多分析哲学家感兴趣的——那就是科学。许多科学哲学的问题是由维也纳小组的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者——首先提出的；维也纳小组中不光包括哲学家，还包括科学家和数学家。当哲学家对科学进行思考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他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科学实体”（例如基因、分子、夸克）是不是“真实”的？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它们与感官经验有何联系？他们会追问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科学法则的本质，并试图弄清楚以上的每一项是如何同其他项区分开来的。科学观察能否不依赖于理论假设？这也是他们要问的问题。此外还有：科学和其他探询方式——例如哲学、宗教——区别何在（是否可以说，它们在某些层面总是不得不“凭信念”接受一些东西）？科学与伪科学区别何在？在类似基调下他们还会问，是何种思维方式（如果有的话）使科学成其为科学？他们还会研究，自然科学（倘若不是所有专门科学的话）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还原”为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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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曾关注过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涉及理论上的科学实体——如中子、质子等——的命题和记录我们观察所得的命题之间有何联系？无论如何，我们无法观察到质子；而根据意义的可证实性原则，无法被观察证实的命题是无意义的。因此有些实证主义者认为，关于质子的命题（比如说）必须在逻辑上等同于某些描述观察所得的命题；倘若不是这样，那么它们就和形而上学的表述一样，都是无意义的废话。不幸的是，这个“可译性理论”显得颇为可疑，而理论和观察之间的确切关系依然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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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记录观察所得的命题总归和理论命题不同，因为前者是可以直接用经验来证实或证伪的。但是最近有些科学哲学家——例如著名的 H. R.汉森（H. R. Hanson）——提出，人的观察依赖于他所主张的理论，因此理论和观察之间的区别即使存在，也是微乎其微的。有些理论家甚至还追问，究竟是否存在不依赖于理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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