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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并不在于，科学是不是社会性事业。它当然是。科学是由人类集体经营的，这些人具备各自的价值观、需求、兴趣和偏见。这些会以各种潜在而深刻的方式影响他们的行为：他们会对何种问题感兴趣，会采取何种研究策略，愿意在哪个方向投资，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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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常的观点是，以上这些因素不会影响科学作出的具体断言的可信度，只要断言得到了事实证据的充分支持。开普勒对行星运动感兴趣，这或许是他那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兴趣的结果；据我所知，他为了取得确定的成果投入极大。最终他的结论即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得到了他所提供的证据的支持，如此一来他为何对这感兴趣、他如何投资等等问题就都无关紧要了。观点就在那里，我们可以注目于这一断言。要想拒绝它，唯一的办法就是驳倒有利于它的证据。倘若不是因为我们不具备的神秘兴趣开普勒就不会投入这项研究，期待确定成果时他会有证据以外的动机，这些都与科学的结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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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我们通常把科学哲学家所说的“发现语境”和“验证语境”区别对待。说社会价值在发现语境中扮演角色，这无可厚非；说社会价值在验证语境中扮演角色就令人不敢苟同了。可是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否认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认为社会价值进入前者而不进入后者是肤浅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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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社会价值如何进入验证语境？对于建构主义者可能有的想法，这里有四种不同的表述；这四种都在文献中出现过，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有时候并非足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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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构主义者或许会主张，起验证作用的不是事实证据而恰恰是社会价值背景。竟然有人一本正经地持有这样的观点，看起来颇为不可思议；但是确实有些断言引得人做这般解读……不过，倘若有人真心认为验证麦克斯韦的等式得诉诸麦克斯韦——或其他任何人——的社会或政治信念，那么这就是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对于验证这一概念的全然无知。一项信息给出了一个信念为真的可能性，从而验证了这个信念；不可否认，这样的概念并非毫无问题。但是这一点是明白无疑的：人不能指望通过诉诸人的政治信念或职业兴趣或任何这一类的东西来验证电磁学的基本规律——否则就等于把一切抛到九霄云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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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铁了心要往这条道上走，那么稍许说得通的路径就是四个选项的第二项，即社会价值固然并不验证我们的信念，但是我们之所以那样相信，实际上并非因为用来验证之物；导致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的社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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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在所谓“科学之研究”的实践者中可算是正统观点，其优势在于，它没有就验证本身说什么荒谬的话；但是它并不因此就正确。经过最仁慈的解读，可以认为它出自一种无辜的混淆，关于社会学地处理科学知识究竟需要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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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念的好的理由这一观念持怀疑态度，却缺乏论据来支持这一怀疑；即便有这样的论据，它又怎么可能不立刻消解自身呢？——我之所以相信我所相信的，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有好的证据支持这一信念。一个解释框架，假如它不仅对称地处理真信念与假信念，而且对称地处理被证明的和未被证明的信念，那么它就欠我们一个解释：信念的证据何以被排除在信念可能的原因之外？它必须为此做出解释，而且还不能消解自身的基础——作为一个观点，它是经过证明才被推到台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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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是说科学信念永远必须用与之相关的强有力的证据来解释；科学史上充满了各种观点的例子，比如骨相学，就从来不曾有过好的证据。我们不妨坚持说，科学信念有时候得用强有力的证据来解释，而恰当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无须冒否认这一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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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三种较为温和的概念，主张社会价值在科学信念的验证中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观点认为，要解释一个具体观点何以被相信，证据固然会起作用；但光有证据是不够的。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永远只能在自身基础上证据不足地说明（underdetermines）我们所达到的具体信念。我们对之有证据的东西和我们实际上相信的东西之间有一道鸿沟，填满这道鸿沟的东西来自思想者背景中的价值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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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的证据永远在其自身基础上证据不足地说明我们所相信的理论，这一观点对于科学哲学影响颇大，甚至波及非建构主义者的圈子。它的现代形式来自世纪之交的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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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昂认为，光凭理性永远无法决定需要做怎样的修正，因此科学中的信念修正不可能纯粹关乎理性：必须有其他东西起作用。社会建构主义者增补说，这额外的因素就来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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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聪明的论点，但它的困难之处不容掩盖。为了回应经验同理论的不符，我们真的永远找不到更多的理由来修正这一个理论而非那一个理论吗？请思考一下迪昂的例子：一位天文学家通过望远镜观察天空，看到他观测至今的星系中出现了一颗迄今未曾出现过的星星，于是他惊讶了。迪昂认为，面对这一发现，天文学家可以修正他的天体理论也可以修正他关于望远镜如何运作的理论。关于确定信念的理性原则没法告诉他该修正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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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是说，当我们通过望远镜观察天空的时候，我们在测试关于望远镜的理论，正如我们在测试天文学理论——可这是荒谬的。早已有无数地面上的实验为望远镜的理论打下基础，而且我们所知的关于透镜、光和镜子的无数事实也都符合这一理论。观察到与期待不符的天体，就去修正关于望远镜的理论，这实在不能算合乎理性！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永远不可能需要对望远镜的理论做出修正，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恰恰需要那样做，起码那样的情况是可以想象的。关键在于，并非每一个预设了望远镜的处境都构成对望远镜理论的测试；所以，说单凭理性思考不足以决定如何对待期待之外的经验，这个结论是站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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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来看看第四种即最后一种信念和社会价值彼此缠绕的方式吧——正确的观点是，不该用社会来填补理性留下的鸿沟，因为理性本身的本质构成就是社会的。根据这个思路，相信一件事物的好的理由，仅仅在其同诸种多变的社会因素的彼此关系中才有自己的位置——理性与社会之间的截然二分只是个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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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在建构主义者的圈子中，这或许是唯一最有影响的对于理性与社会之关系的解释了。它把好的理由相对化为多变的社会环境，于是在某些社会环境、某些文化中，我们可以准确地说某项信息验证了一个具体信念；可是在其他环境、文化中同样的信息起不到这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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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信念的理由而言，这样的解释是行不通的，柏拉图早就懂得这一点了（见他的《泰阿泰德篇》）。若如这一解释所说，信念、断言的一切理由都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多变的背景视角，那么我们便无法自相一致地相信、断言任何东西。要讲清这个道理办法有很多，最明白的或许是这样：即便是相对主义者，也没法对自己的观点采取这一态度。相对主义者认为理由的可验证性是相对的、依赖于每人自身的视角；但他能认为自己的这一观点是相对的吗？假如他这样认为，那么他何必要把这个观点介绍给我们这些视角和他不同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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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有所相信的时候，我们相信是因为有理由认为它是真的；我们认为这理由足够普遍，足以让和我们视角不同的人也心悦诚服。如此我们才感到自己有资格把信念公之于众。很难想象如此来思考信念和断言，把此种普遍性的可能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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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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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最佳的表述中——例如在德·波伏娃（de Beauvoir）和阿皮亚（Appiah）的作品中——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思想展示了社会实践的情境因素，我们曾错误地认为那样的实践是必然的。有赖于好的科学理性的标准规范，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当它想要成为普遍的形而上学或普遍的知识理论时，它便误入歧途了。作为前者，它退化为一种形式上不可能的观念论；作为后者，它在错误地试图相对化理性观念这一漫长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观点在历史上早已不足信了，谁也增添不了什么新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社会建构主义者比他们的传统伙伴更晦涩，更混淆。难点在于，对社会建构的如此普遍化应用何以能诱惑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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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的来源之一，无疑在于其效果。假如我们预先就能知道，任何知识成其为知识，都仅仅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价值的偶然认同；那么只要我们碰巧不认同它被声称依赖的价值，就可以把任何知识打发掉了。于是就无须深究那往往是错综复杂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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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的观点是，事物有那么种存在方式，是独立于人的意见的；我们有能力就事物如何存在达到那样的信念，信念的内容是客观上可理解的，并且任何人都有能力鉴别与之相关的证据，无论他们的意识形态视角为何。这些观点固然有难度，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当今哲学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好的理由来拒斥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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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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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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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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