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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egoism）也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伦理学说，它分为两种形态。首先，是描述性的利己主义（descriptive egoism），它认为，人在一切有意识的行为中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另一种是规范性的利己主义（prescriptive egoism），说的是人在一切有意识的行为中应当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比如说，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的伦理哲学就是规范性利己主义当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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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初学者们常常乐于接受描述性的利己主义，他们会觉得这几乎是自明的。还有许多人会偏爱伦理哲学中的规范性利己主义。当然，我们总是在为着自身的目的行动着！并且这正是我们应当做的，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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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伦理的行动，是否意味着压制住“自身利益”这个恶魔，而把追求转向更为崇高的目标？规范性的利己主义持这样一种观点：你应当为你自身的利益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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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哲学家看出来了，若要同时接受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利己主义，那就会有一个困难：倘若你认为人们无论如何总是这样行动的，却还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应当这么做，这种劝告就根本毫无意义。这些哲学家们说，这就好比你这样劝告别人：你有这样的道德义务，动作上严格遵循物理定律，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形体可见，都占据空间，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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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讲，假如你觉得你自己和许多人一样，也是规范性利己主义（就是主张人应当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拥护者，那么你就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对你来说，鼓吹推行你那套利己主义哲学，这是否有意义？既然你应当把你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正如规范性利己主义所主张的），那么，你是否有必要跑到大庭广众去逢人便劝他不顾一切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难道这么做对你自己最有利？倘若你能说动别人全都去促进公共利益，这样岂非对你自己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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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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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主义（hedonism），即追求快乐。它在哲学家中也分成两类，一类是描述性的学说，叫心理学的快乐主义（psychological hedonism），主张人所渴求的归根结底是快乐；另一类是伦理性的学说，叫伦理学的快乐主义（ethical hedonism），主张人应当追求快乐而非别的东西。以上这些先请大家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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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来，那种描述性的学说貌似很合理；但细心思量以后，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除了快乐以外，人确实还追求些别的东西，比如说粮食、健康、松弛、休养、行动的正确性、成功、友谊等，不一而足。正如英国伦理学家兼教士约瑟夫·巴特勒主教（Bishop Joseph Butler）指出的：倘若我们不欲求快乐以外的东西，那就根本无法追求快乐，因为所谓快乐就是对那些欲求的满足。另外，爱尔兰历史学家莱基（W. E. H. Lecky）曾这样写道：“美德带来的快乐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即快乐不是你行动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倘若你仅仅为了与美德相伴而生的快乐而去做好事，那么你就根本不具备美德，因而也得不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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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伦理学的快乐主义而言，它区分为两种：利己主义伦理学的快乐主义（egoistic ethical hedonism），主张人应当把追求他或她自身的快乐放在第一位；以及普遍主义伦理学的快乐主义（universalistic ethical hedonism），亦称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主张人应当首先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快乐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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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面临这样的问题：它必须解释，一个人为什么该替别人寻求快乐？常见的回答是，只有通过替别人寻求快乐，你才能完美地体会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快乐。不过这个答案似乎预设了这样的前提：一个人最根本的伦理义务，归根结底还是针对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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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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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主要的伦理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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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到底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当代道德哲学家们所发表的伦理、道德理论通常都跳不出以下五个伦理学框架。为了便于各位阅读、理解本章所涉及的那些哲学家，咱们把这几个框架列在下面，并在每个框架后面附上相关范畴的倡导者，作为典型例子。排列次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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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神意伦理学（divine command ethics）：我该做什么？这由上帝说了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是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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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效果论（consequentialism）：我该做什么？这取决于何种行为的效果最令人满意。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以及功利主义（utilitarian）都是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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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义务伦理学（deontological ethics）：我该做什么？这由我承担的道德义务决定（与行为的后果无关——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康德是个恰当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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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我该做什么？应该像一个有德者那样去行动。（对于德性伦理学而言，根本问题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我该成为怎样的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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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相对主义（relativism）：我该做什么？这取决于我所处的文化或社会。本章所提及的哲学家中没有相对主义者（尽管学生当中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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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契约论（contractarianism，亦作 contractualism）也被算作一种基本的伦理学理论。不过，通常它被看成一种关于社会正义的理论。它认为，只有通过代表们之间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深思熟虑的会谈、磋商，最好的正义原则才能被建构起来。在第十一章即谈论政治哲学的部分，我们将探讨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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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种不同的伦理学视角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渐次登场。让我们走近它们，做个仔细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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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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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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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必须以理性为基础，这一观点源自智者学派（Sophists）——就是那一群活跃于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的职业教师，也源自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 470—前 399）。智者学派抨击了古希腊贵族政治所奉行的传统道德，他们认为行为准则必须由理性使之合法化，苏格拉底也持同样观点。这样的要求，以及苏格拉底在讨论德行时所表现出来的对辩证方法的熟练驾御，这一切共同标志着关于道德问题的哲学论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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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到了某一个时刻，总会有人跳出来，坚持道德要求必须得到理性的辩护——又或许，这样的事并非不可避免。为什么大人认为对的事情孩子就必须做？孩子们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事情向来如此。”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或许就能让大人和孩子都满意。显然，在某些社会中，价值判断是被不假思索地接受的；至于道德要求的合法性依据之类，根本还没有成为问题。我们的社会通常不是这样，而这正是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