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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休谟说，这种尖刻的理论无端地把问题复杂化了。当你读到或看到乐于助人的行为时，你感到愉快，这是因为你同情（sympathize）他人。正常人看到别人受折磨时总会感到难受的，看到别人高兴时也总会感到愉快的。诚然，有些人有情感上的毛病，就像色盲辨认不出颜色一样，他们缺乏同情别人的能力。但这些人不是正常人。在休谟看来，正常人就是有同情心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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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道德哲学的这个方面或许对当今时代的我们仍有意义。一方面，我们相信人应当关心他人；另一方面，人当然也必须料理自己。而且，我们倾向于认为这里存在着问题，因为料理自己和关心他人貌似互相排斥。但是，如果休谟是对的，那么这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谋求自己的利益，这里面就包括去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事。如果休谟说得对，则关心他人就会带给你一种很重要的幸福。总而言之，根据休谟的意思，你赞扬某种行为，恰恰就是因为它给你带来这样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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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注意到，休谟对于性情是很看重的。前面讲过了，在休谟看来，那些取悦了我们的道德感受力的行为反映了当事人身上的仁爱性情。休谟相信，当我们在道德上赞扬（或责备）某些人时，从根本上讲，我们赞扬（或责备）的是人的性情：他或她的行动是值得赞扬（或应受责备）的，但行动只是性情的反映。这样的观点——道德品性根本上取决于人的性情，其次才是人的行动——对于德性伦理学的传统来说是共同的，这个传统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阿奎那。在这个方面，休谟也属于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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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之后是否还能有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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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说：“道德，与其说是被判断的，不如说是被感受的。”他主张伦理标准不是由理性确定下来的。另外，他认为即使上帝存在，我们也无法从他那里获得道德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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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泛地讲，休谟之后的伦理学有多种路数可供选择。首先，有人不同意休谟的观点，认为道德能够被建立在理性或上帝之上。下面我们就将看到，这是康德的路数，他把理性看成道德的最终基础。其次，有人认为伦理学必须在理性和上帝之外寻求道德标准的客观源泉。我们不久就将看到，功利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再次，倘若不存在客观的道德标准，那么我们该如何管理自己的行为？这是当代存在主义者们关注的问题，我们在第八章已经讨论过了。第四，有人认为伦理学不该去寻求什么道德标准，而是应该关注这样的事实性问题：人们相信什么是正确的或善的？说某事是正确的或善的，其意义是什么？道德判断和别的判断有何不同？我们为什么赞扬某些行为，说它们是有道德的，又为什么责备另一些行为，说它们是不道德的？这些问题是许多 20 世纪的哲学家所关注的，比如摩尔（G. E. Moore）和黑尔（R. M. Hare），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讨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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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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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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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认为理性无法决定怎样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则完全反对休谟这个观点。在康德看来，理性能够决定，而且只有理性可以决定。康德的论述，简单说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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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研究无法告诉我们永远有效、毫无例外的原则。科学研究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而充分分析后的经验只能告诉我们事物至今为止是怎样的，而无法告诉我们事物应该怎样。比如说，科学揭示出来的物理“法则”对于当下的世界而言是真的，但这些法则是否永远是真的？科学无法提供绝对确切的保证。（如果你觉得理解这些有困难，可以读一下第七章中关于康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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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德原则的正确性是没有例外的。比如说，如果虐待无助的动物是错的，那么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错的，并且在任何时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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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这两个前提——道德原则是永远正确的，而科学研究无法揭示永远正确的原则——出发，就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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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研究无法揭示道德原则。康德相信，只有理性才能把握永远正确的原则，所以他认为，只有理性能够确证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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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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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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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看来，因为道德的规则是没有例外的，也就是说，是普遍有效的，所以，你就应当仅仅照着可以普遍有效的原则来行动。比如说，如果你觉得你得用作弊来通过考试，这时你的行动准则就是：为了通过考试，作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请想一想：如果这个原则是普遍法则，那么考试通过这件事也就没有意义了，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原则本身也就没有意义了。简言之，这个原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普遍有效的，而且（这个和前面说的是一回事）如果有人想要使它普遍有效，那么这个人就是丧失理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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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柯尼斯堡（Köenigsburg），康德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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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行动准则不可能变成普遍法则，那么这个准则就是不道德的，于是你就不该照着它来行动。因此，在康德看来，最高的道德命令——康德称之为最高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就是：永远如此这般地行动，以便你能够合乎理性地让你据以行动的那条准则变成普遍法则。用康德的话说是这样的：“要只按照那种你同时能够愿意其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行为准则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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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认为普遍法则实际上也是自然法则的一种，因此他给定言命令提供了第二种表达方式：“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的行为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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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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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应当做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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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发现，道德原则往往可以被表达为命令的形式，比如：不要偷窃！对他人要和善！再者，因为道德命令必须永远有效、毫无例外，所以它们和假言命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s）是不同的。假言命令说的是如果你要达到某种目的，那么你应当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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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果你想要健康，那么你就得过温和节制的生活！”还有，“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保障，那么你就得把你的权利让渡给最高统治者！”这些都是假言命令。它们不是道德命令（moral imperative），因为道德命令是无条件地正确的，是绝对的。这就是说，道德命令所要求的服从必须不包含它之外的目的，它自身的正确性就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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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康德来说，我应当这么做，就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为别的目的——比如为了快乐，或为了人类的福利——而行动，就不是在依据道德而行动。那是在假言命令下行动，这种命令不是无条件的，而道德命令必须是无条件的。康德认为，你应当仅仅因为这是你的道德义务而履行你的道德义务。请注意，康德这种以义务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就叫做义务论伦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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