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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第二条法则是：为了自身的和平和自我保存，你能够允许别人对你有何种程度的自由，你就得满足于你“对他人”也仅拥有这种程度的自由——前提是，别人也都满足于这样的自由。第三条法则是“人必须信守盟约”（盟约就是承诺或契约、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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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又说，如果一个盟约不符合个人自身的最高利益，那么谁也不会傻到去遵循它。所以，如果想让人们根据盟约来生活，你就必须保证，谁要是背离盟约，他就会为此承受痛苦。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拥有第三种力量来确保盟约的实现。“如果没有某种力量的威慑，以促使人们去遵守契约的话，”霍布斯说，契约就不过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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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这些思考，霍布斯做出了以下结论：如果把那三条“自然法”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去，那么它们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为了自身的福利，人类必须把他们的集体力量以及利用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自身的权利都转交给一个最高统治权力，由这个最高统治权力来迫使所有公民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和约束，以便和平安宁地生活在一起。在霍布斯看来，这就是达到和平与安全的最佳方式。倘若没有这样的核心力量来强迫人类尊重他们的约定、驱使人类各安其位的话，人就只能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这意味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无限度的战争，意味着动乱、猜疑、欺骗、不知廉耻和暴力，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人能够停留在一件事物上以谋求更高的发展，于是人的生活就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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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把自己的力量和权利转交给它的那个核心的最高主权力量（sovereign power）——倘若人足够聪明，能够看出这样做是合乎自身利益的话——就是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leviathan）。（利维坦是一个海中怪兽，在《旧约》和基督教文献中，它常被用作恶的象征。）当人们把他们的力量和权利转交给了利维坦，他们就等于是建立了一个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这契约让人脱离了自然状态的恶，进入到文明社会与和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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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政治：尼可洛·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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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1532）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政治论著之一。这部书论述了一个君主如何能够最佳地获取权力和维护权力，它通常被认为是当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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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是直言不讳的。他坦率地说，在君主的行为中，结果决定了手段的正当；而且国君若是想要生存，就必须学会不善——他不仅应当懂得如何受人爱戴，还应当懂得如何令人畏惧。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被爱戴和被畏惧两者之中只能选其一，那么对于君主而言，选择被畏惧更为安全。《君主论》在它诞生的那个年代就令人震惊，到今天仍然是如此。它奠定了马基雅维利的形象：冷酷无情的权力政治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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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马基雅维利认识到了权力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他对于一般人类智慧的合理性还是抱有些许信念的。他曾经区分过道德高尚的领导者和残暴、卑劣的领导者，他认为后者当中没多少令人欣赏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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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还有一部更为广博的早期政治学著作叫《李维史论》（Discourse on Livy，1531），在这本书中他说，就保护自由、秩序、稳定和所有人的利益而言，共和制要好于君主制；不过他认为，在当前普遍的形势下，确保秩序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绝对的权力，以抑制过量的野心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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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在罗马共和国，当时的人们比他那个时代的人们更为热衷于自由；而且普遍看来，当时的人们在性情上也更为强健，不易受制于恶人。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人的改变呢？他认为是基督教——基督教强调谦卑、温顺，蔑视世俗的目标，这使人变得软弱，变得需要君主的绝对权力来统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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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契约就是个人之间的一个协定，这些个人为了平安而自愿把权利和力量绝对地、无条件地、不可收回地转交给主权者或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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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认为，只有当人类建立起契约关系，建立了利维坦，世上才有法律或正义可言；在这里霍布斯说的是文明法，而不是自然法。霍布斯把正义和非正义定义为遵守契约和违背契约。倘若没有利维坦的威慑，契约和法律都毫无意义——因此法律和正义只有在利维坦之下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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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强调说，这种创立了利维坦的最初的社会盟约或契约并不是利维坦和它的臣民之间的契约。这是臣民们互相之间的契约。利维坦和臣民之间没有契约，也不可能有契约。理由是：利维坦主宰着一切力量，它可以随意破坏自己所作的任何保证、承诺、约定、约束、契约或盟约。这就意味着利维坦和臣民之间的盟约是无法实行的，因此它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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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逻辑上讲利维坦和臣民之间不可能有盟约，而且在霍布斯的定义中正义就意味着遵守盟约——这样就可以推出，霍布斯所说的主权者或利维坦不可能对它的臣民实施不正义的行为。同理，利维坦的法律——那是仅有的法律，因为只有它们是可以用强制力量来执行的——不可能是非正义的。在霍布斯看来，利维坦有权否决任何它能够执行的法律（不过我们马上就要看到，它无权要求我们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且我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有服从它们的义务，因为只有它的法律能让我们远离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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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和它的臣民之间不存在盟约，这就意味着利维坦对于其臣民不负有法律或道德上的义务。它对臣民没有法律和道德上的义务，这就意味着当人们达成一致，决定把一切力量和权利无条件地转交给它时，他们是在进行一场赌博；他们赌的是，在它的统治下（即“和平”状态），生活会比无政府状态下的生活要好。或许，一个理智的主权者会看到，毁坏、虐待他的臣民并不合乎他自身的利益；不过他看不到这一点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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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托马斯·霍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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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几何学、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下的暴力，这些都对霍布斯的哲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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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津毕业后，霍布斯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卡文迪什家族的家庭教师。在这个职位上他有机会认识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包括伽利略和培根。随着他对这些早期科学家的工作成果的了解，他开始认为，一切发生的事件都是物质的物理变化的产物。这个观点成了他整个哲学的基础，包括他的形而上学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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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吃惊的是，霍布斯直到 40 来岁才有机会接触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这部作品促使他认为一切知识都可以从以观察为基础的公理当中演绎出来。于是他制订了一个广博的写作计划，要把欧几里得的演绎方法运用到物理世界、人类本性和社会性质等诸方面的一切问题当中去——不过，这个计划他没有能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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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为他带来了最为显赫的声名。他的政治学著作的基本观点是，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残暴、自私自利的，人处在对一切人的战争中；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兽性行为的伤害，人必须臣服于一个强大的权力，由它来强制实现和平。这个观点清楚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动乱。在霍布斯生活的时代，欧洲大陆上的三十年战争让人口数剧减到一半；而在英格兰，国内战争之后是无政府状态，继而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治。此外，在霍布斯的有生之年，至少有四次瘟疫侵袭了英格兰。对于死亡、毁灭、混乱，还有人类牺牲他人保存自我的欲望，霍布斯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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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霍布斯觉得这样的赌博是明智的。他说，人的生活中倘若没有一个公共力量，没有它来“让所有人敬畏”，那么人内心的恶就会阻碍一切贸易、工业或文化的发展，于是“大地上就不会有任何知识，不会有时间概念，也没有艺术，没有文字，没有社会”。他接着写道，世界上只会有“持续不断的恐惧，人随时都可能横尸当下”。在霍布斯看来，面对无政府状态和独裁政府（利维坦）——它们是仅有的可选择项——最合乎理性的选择就是独裁政府，尽管它有成为专制政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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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利维坦必须保证其臣民最小限度内的安全，霍布斯在政治上确立了这一点。如果利维坦无法保障臣民的安全，那么他们可以转而效忠于别的主权者。再者，因为没有人有权放弃自己的生命，因此在臣民们的社会契约中也并没有把这个权利转交给利维坦。所以，利维坦无法正当地迫使一个臣民放弃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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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批评者们对这样的“安全保证”嗤之以鼻，这毫不奇怪。从实际操作上来看，利维坦掌握着它的臣民们的集体力量，因此它想对臣民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正如约翰·洛克所说，在霍布斯那里，一大群人各行其是所导致的暴行的确是被避免了，但那个掌握着一大群人的力量的主权者完全可能导致同样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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