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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在决定中扮演的角色（《思想的剧变：情绪的智慧》［Upheavals of Thought：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2001］；《逃避人性：恶心、羞耻与法律》①［Hiding from Humaniy：Disgusting，Shame，and the Law］，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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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纳斯鲍姆有一部比较新近的著作叫《正义的前沿：残障、国籍和物种成员》（Frontier of Justice：Disability，Nationality，Species Membership，2005），它论述的是（当然不仅仅是）约翰·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的契约理论可以得到进一步改善，以应对三件尚未完成的事情：公正对待身体和心智方面的残障人士，将正义扩展到所有国家的人类，让正义惠及非人类的动物。与罗尔斯的契约论路径不同，纳斯鲍姆采取的是大异其趣的“能力路径”，这是从她早年和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合作当中产生的。纳斯鲍姆说，罗尔斯的理论提供了一套公正无私的程序来生成公正的结果；在这里，“公正”仅仅意味这样的结果：它们产生于在“无知之幕”造就的原始状态中做出的决定。可是根据纳斯鲍姆采用的能力路径（capabilities approach），所有国家和政府都应该提供人类尊严的核心要素，例如让人们有能力健康地活出正常寿命，自由地到处旅行而无须担心暴力袭击，能够运用自己的心智、体能、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笑、游戏并享受娱乐设施。总而言之，纳斯鲍姆的能力路径关注的是具体的可欲的结果，而不是能够（或不能够）产生出这类结果的特定的公正程序。它也是跨文化的、普遍的，它“无须假定社会契约中的各个派别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最重要的是，在纳斯鲍姆看来，能力路径否认了这一点：社会公正必须保障共同利益——这可是契约理论的关键诉求。她写道，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如此安排以便给发展中国家、给受过严重损伤的人带去公正，这安排很昂贵；而且从狭义的经济利益角度看，它并不合乎共同利益因而没法被认为正当。这可就太糟了。”纳斯鲍姆认为生物拥有自然的善并且有资格去追求这自然的善，这显然属于亚里士多德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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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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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尔库塞，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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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们对他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解读、扩展和修正；在这方面做得最显著的，当然就是共产党了。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就如同基督教一样（正如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所说的），是一个由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学说谱系所构成的家族。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在整个政治历史的语境中对之进行条分缕析；这里不过是对于政治哲学的一个简要概览，仿佛不足以论说这一主题。不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我们将对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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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那个时代充斥着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新左派、抗议越南战争、“人民力量”运动、激进黑人和女权主义者的不满、嬉皮士、致幻剂、脏话四字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这些都属于那个时代。马尔库塞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详见“马尔库塞在南加利福尼亚”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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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的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1964）使他家喻户晓。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工业社会批判。对于新左派而言，这部著作清晰地指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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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斯托克的台下音乐，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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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指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失去了一切权利的工人阶级必将成为社会变革的武器。但是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了。真的，它已经被同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它实际上已经成了整个体系的一块基石”，马尔库塞这样写道。在他看来，这种同化是通过无比高效的技术而得以实现的，这样的技术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当今的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消费社会的舒适便利，这个大大减少了他们对于现状的不满；在这方面，较之宣传、灌输甚至洗脑，以上的状况更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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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说，实际上，当今的工人不光分享了舒适便利，他们还真正地“从他们的消费品中确认了自身”；“他们在自己的汽车、高保真音响、复合楼层住房以及厨房设备当中看到了自己的灵魂”。他们的需求实质上取决于那些新型的社会控制机制，诸如广告、消费主义、大众传媒、服务行业——所有这一切都产生并强化着人类欲望、思想、行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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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在西方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工人已经丧失了个人自主、选择行为能力，以及拒绝、异议和创造的能力。诚然，需求是被满足了；但是对于工人来说，满足需求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为自己思考的能力。更进一步讲，那些被满足的所谓的需求，在马尔库塞看来，都是虚假的需求；这些需求是被人工刺激起来的，因为生产商要卖出他们的新产品；对于这些需求的满足只会导致无谓的浪费，并不能让个人得到真正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也不能把个人从被统治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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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强调说，广告、电视、电影、音乐以及其他消费主义形式都在创造着虚假的需求，对于这些需求的满足使得工人阶级被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差异的消失。尽管“需求”被满足了，但工人阶级的成员实际上仍然是被奴役的，因为他们仅仅沦为了生产工具，资本家利用他们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此外，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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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工人和老板欣赏着同样的电视节目，享受着同样的娱乐；即使打字员和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魅力四射……即使他们全都阅读同样的报刊，这样的相似也并未表明阶级差异的消失；它所表明的仅仅是，那种令统治集团得以维持下去的需求和满足被底层的民众分享到了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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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可以导致激进变革的力量了；它被转化成了守旧的、维持现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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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人阶级被同化进单向度的社会，激进社会变革的可能的力量之源就被中立化了——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这种现象处处可见。在政治领域，社会也在往单向度的方向发展；这表现为劳动的集约化，还表现为资本主义在“福利和战争状态”中对抗共产主义——在这一状态中，“冷战”和军备竞赛把一切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都团结到了一起；与此同时，武器的生产刺激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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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还说，与以上情况相似，单向度的特性还在侵蚀着当代的艺术、语言、哲学、科学，乃至一切当代文化。就艺术来说，它已经丧失了批判、质疑并超越现实社会的力量；它被社会同化，沦为纯粹的消遣娱乐；它作为通俗小说、唱片、影视节目被大规模生产。这样一来，当今艺术的功能就是让思想、愿望和行为更加地趋向一致。马尔库塞认为，哲学和科学方面也是这种情况。精英阶层之所以能够容忍言论自由，这仅仅是因为艺术、哲学、科学及政治上的思想一致性已经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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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功地把反对自身的力量消融、同化了，使之成了自身的一部分；“一切关于从苦难和奴役中获得解放的历史展望都被击败、被驳倒了”。不过，在《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的结尾，马尔库塞说，革命还存在一线希望，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底层的、被社会遗弃的人民手中，比如那些遭到迫害的弱势人种，还有那些失业的和无法就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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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后期思想中，马尔库塞还提出，可以想办法削弱工人阶级被社会同化的程度；他认为可以让工人、学生和中产阶级意识到，消费社会的繁荣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没有战争、剥削、压迫、贫困和浪费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马尔库塞说，只有通过革命才有可能创造出这样的社会，而这样的革命并非产生于贫困，而是产生于“对于所谓消费社会中的浪费和过剩的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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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在南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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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不为世人所接受的政治哲学，会遭到怎样的惩罚？19 世纪 60 年代末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南加利福尼亚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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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掌权后，马尔库塞离开了德国，并于 1940 年成为美国公民。他在战略服务局和国务院谋得了职位，并在哈佛、哥伦比亚和布兰代斯等大学担任教职。1965 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接受了退休后教职，在那里他是一位低调而受欢迎的教授。尽管当时的他已经凭借其社会批判理论在左派和激进分子中间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圣地亚哥分校，学校以外的人还对他所知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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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 1968 年，国家媒体报道说马尔库塞邀请了“赤色分子”杜切克（Dutschke）——一位恶名昭彰的西德学生激进分子——来圣地亚哥拜访自己。此后，关于马尔库塞的消息立即在当地民众中间流传开了。在那个思想保守的海军社区中，反对杜切克来访、反对马尔库塞激进主义的呼声是猛烈而暴躁的。《圣地亚哥联盟》用铺天盖地的社论谴责马尔库塞，说他应当被驱逐。驻扎在圣地亚哥的美国 32 军团要求终止他的合同，并愿意出钱给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董，以便把合同赎买出来。马尔库塞开始收到死亡威胁和表达憎恶的信件，追随他的学生们都武装好了枪支来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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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他的教职快要到期了；于是连任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并引起了举国的注意。对此，学校方面是大力支持的，《联盟》、军团以及其他强有力的团体则极力反对；面对这些情况，大学的校长约翰·麦吉尔决定再给予马尔库塞一年的合同任期。当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董们聚在一起讨论麦吉尔的这个决定时，不得不依靠旧金山警察局的战备力量来保护他们。尽管有相当数量的人强烈反对，大部分人是支持麦吉尔的。于是马尔库塞得以继续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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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到期的时候，马尔库塞已经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不过，他仍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办公室，并且可以上些非正式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