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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说，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的集体想象，以便使人类这一对超越的渴望的扭曲不再具有可信性”。问题是如何“切除至高的阳物”：“上帝”——这个词语，这个形象——必须接受阉割。黛丽写道，为什么“上帝”必须是一个名词呢？为什么不是一个动词——“一切动词中最积极、最有活力的动词”，“动词中的动词”，一个要比单纯的动态名词人性化得多的动词，一个向我们传达了上帝正“存在着”的动词？她说，“上帝”作为一个不及物动词，我们无法把它当做一个对象——这暗示着限制——因为作为存在的上帝只能和不存在形成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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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父权制中结构性罪恶”不能仅仅停留于思考谈论上帝时所用的语言。她写道，在这个层面上停滞不前只会使我们在“妇女身上体现的人类生成的深层次问题”的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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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生成的深层次问题”？这是朝向整个心灵、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的努力——让我们真正成为自己。黛丽认为，女性的生成需要生存的勇气来对抗虚无（nothingness）的经历。这是对虚无的“激进的对抗”。我们都受到来自虚无的威胁，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自我的实现，而不是自我否定。黛丽举了一个自我否定的例子，“一心一意接受家庭主妇角色”的妇女们。这些个体“可能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虚无的经历，但是她更失去了进一步充分分享存在的经历，唯有它才可能是她真正的保障”；“埋头于这样一个角色，不能使她的创造力获得突破”。因此，妇女的革命终究必须是宗教的革命。我们必须“向外和向内寻求上帝，向上和向下超越那些偷窃我们身份的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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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说，我们特别需要消灭三个假冒的“打扮成上帝的魔鬼”：“解释”的上帝，他将我们的痛苦合理化为上帝的意志；作为审判官的上帝，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发放死后的奖励，对妇女今生的忍耐许以补偿；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作为原罪审判官的上帝，他负责的是“虚伪的良知和自我毁灭的罪恶感”。最后一位上帝强制规定了父权制游戏的规则（黛丽写道，这在极端保守的宗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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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像义愤之词吗？从黛丽的视角来看，妇女正在对付的是“邪恶的力量关系”和“结构性的罪恶”；因此愤怒必须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积极力量。她写道，愤怒“可以引发并且支持从虚无经验转向认可分享存在的运动”。黛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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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在父权制的空间和时间中迈出积极的步伐的时候，她们便涌现出新的生命。我会这样分析，她们分享了不能简化成过去、现在和将来时态的动词的上帝，因为上帝，这一孕育毁灭、创造和变化的力量能使一切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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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计还是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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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 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通常被称为《物种起源》）发表，在天主教和新教保守派中激起了很大反响。教皇皮乌斯九世（Pope Pius IX）在 1870 年宣布进化论是异端邪说。（而在 1996 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II］在对教皇科学院的书面谈话中讲到，进化论不仅以一种理论的面貌出现，“进化的种种理论与给予它灵感的哲学一样，认为心灵来自生命物质的力量……是与人类的真理不相符合的”。）1874 年，普林斯顿的神学家、长老派教徒查尔斯·赫治（Charles Hodge）问道：“达尔文主义是什么？”然后他回答说：“是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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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在 1984 年写道，《物种起源》发表二十年后，他发现相信《圣经》的美国新教徒科学家，甚至保守的神学家并没有把所有的进化论都看做对信仰的必然考验。但在 1925 年 7 月 10—21 日，田纳西州丹顿小镇对斯各普斯（Scopes）的“猴子审判”（Monkey Trial）结束之后，这样的妥协立场在新教徒中渐渐失去了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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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基要主义者隐退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亚文化。《圣经》学校兴盛起来，许多教师从名为“科学创造论”（creation-science）的立场出发，讲解人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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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辩护者，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卡洪（El Cajon）创造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的约翰·D·莫里斯（John D. Morris）在 1992 年的一份通讯中写道，进化论“完全接受严格的自然主义、反上帝的哲学，最终导致了对《圣经》主要教条的否定……如果没有超自然力量在整个历史中工作，那么创造论就死了。但是如果进化论者同意一丝一毫历史中的超自然设计，那么进化论就死了，因为进化论必须仅仅把自然过程当做自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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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了三部颇具争议的著作，它们是智能设计运动的先锋。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指的是这样的观点：要想完整地解释宇宙，就需要假定一个智慧的设计者。三部著作分别是：菲利普·E·约翰逊（Phillip E. Johnson，哈佛大学毕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法律三十多年）的《审判达尔文》（Darwin On Trial，1991）；利哈伊大学化学家麦克·J·贝希（Michael J. Behe）的《达尔文的黑匣子：生物化学对进化论的挑战》（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1996）；威廉·邓勃斯基的《智能设计：科学和神学之间的桥梁》（Intelligent Design: The Bridge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1999），他拥有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哲学博士学位，他对于这个问题更加技术性的分析早在那一年之前就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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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贝希、邓勃斯基成了智能设计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反对创造研究所提出的“年轻地球”的观点，赞成对达尔文学说的基础做出更为学术性的批判。贝希在 1996《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进化论的创立者们是如何解释细胞的发展的。“我把许多细胞系统称为‘不能简化的复杂性’（irreducibly complex），这意味着系统在有效工作之前，就需要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日常生活中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解释不能简化的复杂性，那就是捕鼠器：它由不同零件构成（平板、锤子、弹簧等）。采用达尔文的方式很可能无法组成这样一个系统，让它逐渐完善自己的功能。你不能先用一块平板抓一只老鼠，然后加根弹簧再抓几只老鼠。所有的零件在抓到老鼠之前都已经安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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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勃斯基来说，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只是个特例；更一般的观点涉及如何考察智能的原因，而非单纯自然的原因：“当我们推断设计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定三件事：偶然性（contingency）、复杂性（complexity）和具体性（specification）。偶然性保证了我们思考的事物不是一个自发过程、因而也不是一个非智能过程的结果，因为这样的过程没法选择自己的产物。复杂性保证了事物不会简单到足以用偶然来解释清楚。最后，具体性保证了事物展现出的形态具有智能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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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盲眼钟表匠》（The Blind Wathcmaker，1986）和其他著作中回应说，生物系统中表现出来的任何目的都仅仅是时间和偶然性的结果。“‘驯服’偶然性就意味着把序列中相当不可能的东西分解成较为可能的小部分。无论在一步中从 Y 推出 X 多么不可思议，我们总是可以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以极其微小的等级区分的中间物。不管大规模的变化显得多么不可能，小变化总会较为可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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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同时将矛头指向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假设，他称之为“方法论的自然主义”。他写道，自然界的化学或物理规律“产生了简单的可重复的秩序，而偶然性产生了无意义的混乱。当两者结合在一起，规律和偶然性相互对立，阻碍了有意义的序列的产生。在人类所有的经验中，只有有智能的媒介才能够写出一部百科全书或一个电脑程序”。约翰逊坚持认为，道金斯的盲眼钟表匠（自然选择和变异）不能创造复杂的新的基因信息。约翰逊还提出，唯物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这个证明由英国作家刘易斯［C. S. Lewis］普及，被美国分析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采用。）他讽刺地问道：“如果不思考的物质引起了唯物主义者不喜欢的思想，那么什么引起了他们喜欢的思想呢？”这又把我们带回了解释的问题上。唯物主义必须用“不思考的物质”来解释人类的理性和一切存在的事物。如果对于道金斯来说进化表现出的目的只是一个幻觉，那么他又如何看待人类有目的的推理呢？如果它也是一个幻觉，那么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接受这个证明。如果它不是幻觉，那么道金斯该如何解释没有目的的因果流中竟能产生出真正的目的或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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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智能设计和创造论的支持者们在占领公共教育方面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最著名的是在 1999 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考虑了保守多数派的意见，制定了新的州科学标准，将创造论引入主流论域。委员会授权开设所谓微观进化论（物种内的变化）的课程，作为自然选择的例证，而对宏观进化论（新物种的起源）则做了严格的限定。在修订后的文件中，科学不再被定义为人类寻求自然解释的行为，而被定义为寻求逻辑解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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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年后，2001 年，委员会的新一轮选举造成了人事变动，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又改变了早先的做法。进化论被恢复为“生物学中广泛的、统一的理论框架”。可是 2002 年和 2004 年的选举再次改变了委员会，它又一次地趋于保守。2005 年，委员会通过了这样的科学标准，宣布达尔文的基本理论遭到化石证据及分子生物学的挑战；科学的定义被重新书写，科学不再限于寻求自然解释。这次投票被视为智能设计支持者的胜利。不过到了 2006 年夏天，由于委员会十个席位中的五个须由州初等选举决定，支持这一标准的保守派再一次失去了对教育委员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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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著名的学校委员会案例发生在 2004 年 10 月。距离费城 25 英里之遥的多佛（宾夕法尼亚）学区委员会要求中学科学教师教授智能设计的概念以区别于进化论，这在全国是首例。然而一个月后，该区的投票人驱逐了八名有待改选的学校委员会成员。紧接着在 12 月，11 名家长提起诉讼反对这一政策。由总统乔治·W·布什（他支持教授智能设计论）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约翰·琼斯（John Jones）裁决说，教授智能设计论会违反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琼斯认为，智能设计是无法验证的假说，其基础是宗教，它不该出现在科学的课堂上。他说学校委员会的决定“惊人地浅薄”，支持这一决定的委员属于“消息不灵通的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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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得克萨斯教育委员会修改了州课程中的用辞，希望令创造论更难进入得克萨斯公共教育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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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微调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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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在新近的一本书中列举出六个数，称它们为“宇宙的常数”。例如 N，它代表将原子联结在一起的力的强度，这些原子因彼此之间的重力而分离。这个数和其他五个数都有不寻常的性质：它们都被调整到恰到好处，如此才能令我们的宇宙呈现出这般模样。只要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有极其微小的不同，这宇宙就没法存在了，也不可能有观察者来谈论它们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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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这样精妙的微调实在不像是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它们如同六个最基本的控制把手控制着整个宇宙，仿佛它们就是为星辰、生命和观察者的进化而设的。仿佛设定它们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降临。在某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看来，对于这样的微调，最好的解释就是，整个宇宙是由一个宇宙智慧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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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结尾我们从道金斯的《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选取了一段文字，反映了道金斯对于微调论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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