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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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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的观点引发了不少批评。无神论者和信教者纷纷参与到讨论中。无神论者认为詹姆士将自己的异想天开夸大成了证明,而信教者则对詹姆士上帝的存在无法确证这一隐晦前提能否成立提出了质疑。还有一些人说以詹姆士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信仰不符合宗教提出的要求:对上帝的信仰无可妥协,没有条件。在他们看来,詹姆士对上帝的信仰是一场类似于帕斯卡的赌注(Pascal’s wager)那样的赌博(见“帕斯卡的赌注”一栏),而不是真正皈依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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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样,詹姆士把我们领入了 20 世纪,我们该来思考一下 20 世纪是如何讨论上帝的存在的。第一个讨论好像证明了上帝并不存在,而实际上它证明了对上帝的证明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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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和逻辑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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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以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莫里兹·石里克(Moritz Schilick)为首的一群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被人们称为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观念。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正如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样,就是可证实原则(verifiability principle),它讲的是一个命题的意义在于你必须拥有命题被证实为真的经验。“洒水车在工作吗”是什么意思?好吧,要看这个命题是否正确,你就必须将身子探出窗外或者走到院子里,或者做些别的来检验一下。根据可证实原则,检验要求的经验就是命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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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规定了一个不可证实的观点不具有实际意义。请看一看“洒水车注定要停止工作”这句话。你将如何检验这个命题的真假?任何人的经验都无法证实这句话的真伪。因此逻辑实证主义会说,这句话实际上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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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命题只要凭借自身词语的意义就可以证实真伪:比如“你比任何一个比你年幼的人都要年长”。这类根据定义就可辨别真伪而无需经验的命题被称为分析命题(analytic proposition)。但是“洒水车注定停止工作”与这类命题不同。由于它不是一个分析命题,它是否具有实际意义需要在经验中加以证实。因为它无法证实,所以它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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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领域提出的不计其数的哲学观点既不属于分析命题,又无法证实,它们实际上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主张也许表达了某些情绪,但它们都谈不上真伪。维也纳学派最有名的成员之一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1891—1970)甚至宣称:“我们否认一切哲学问题,不管它属于形而上学、伦理学还是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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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我们在第九章中讨论过的理由,今天几乎没有哲学家会自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者,但是大多数人仍然认同经验的或者事实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或者某些程度上必须要在经验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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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的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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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 (1623—1662)对上帝的赌注证明是他闻名于世的原因之一。上帝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如果你相信上帝存在,而上帝实际并不存在,那么你没有任何损失。要是上帝存在,那么你却获益良多,也就是幸福和永生。这样说来,相信上帝是你精明的赌注;你不会失去什么,却可能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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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否认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不过变相使用了帕斯卡的赌注的方法。你可以思考一下他的否认是否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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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上帝存在”或者“上帝爱世人”这样的命题呢?它们看来好像是事实命题。它们可能得到证实吗?本章末尾安东尼·福路(Antony Flew)的文章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上帝存在”和“上帝不存在”这样的表达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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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福路教授放弃了他的“无神论”立场。他新近的著作《上帝存在》(Theirs is a God)出版于 2007 年,是和罗伊·亚伯拉罕·瓦尔盖塞(Roy Abraham Varghese)合著的。福路说这书是他最后的意志和证词。他说:“我现在相信上帝存在!”他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上帝为自然界的法则、生命如何产生于非生命以及宇宙如何存在提供了最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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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书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福路自己的思考,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那位合著者的意见,这件事仍有争议。不过,书中的论点是不是站得住脚,终究得看它们自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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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黛丽:上帝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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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女性学者玛丽·黛丽(Mary Daly)在《超越圣父》(Beyond God the Father,1973)一书中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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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象中的上帝是这样的吗?玛丽·黛丽认为不是这样,在她看来这一事实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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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写道,《圣经》中的上帝以及上帝广为流传的形象就好像一位身居天国的伟大父亲,一位凭着神秘又看似专断的意志奖惩自己的儿女的父亲,这一形象实际上来源于父权制社会。黛丽进一步补充道,这一形象通过正当化、合理化压迫妇女的机制反过来服务于父权制社会。“如果上帝就是一位在‘他的’天堂里管辖着‘他的’子民的圣父,那么从‘本质’上来讲,依据神圣的计划或宇宙的秩序,社会就该由男性来统治。”假如我们考虑到《圣经》中的上帝和上帝的普遍形象,那么“丈夫支配妻子就代表了上帝本身”,“如果上帝是男性,那么男性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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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认为作为上帝和父亲的上帝形象通过诸如布道和宗教教化等产生表面合理性的普通过程得到了巩固,也将人类地位的人为两极分化转化成了永恒的传统两性原型。这一权威的人格形象以及对“他的”角色的普遍理解始终不停地为永恒的男性原型带来活力。无论对人还是对环境,它们鼓励支配与控制的发展,并为其提供了合法理由。情绪化、顺从、无私等诸如此类的女性原型变成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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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传统上帝形象的辩护者很可能会抗议,上帝的形象也通常象征着爱。但是在玛丽·黛丽看来,上帝的爱的形象是与“复仇的上帝代表了他的选民”这一形象分裂的。这种分裂演变成了一种永恒的双重行为标准。她写道,上帝就像电影《教父》中的维托·科莱昂(Vito Corleone),“温情和暴力在这一父权制的完美形象中合而为一”。根据这一形象,崇拜者们认为褊狭情有可原。因此当我们在无数例子中看到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残酷地迫害“神圣群体以外的人”时,多少感到在意料之中。同样,当我们看到那些受到社会推崇的人物——比如说科学家和领导人——因为发明或使用凝固汽油弹之类的东西而犯下暴行,却受到来自牧师的祝福时也不应该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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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丽的观点就简要介绍到这里,它看起来有点像是愤怒而夸张的谴责。不过黛丽认为否认这一点是不切实际的:象征和交流工具当中包括了世界宗教中、在父权条件下系统阐述的整个神学传统。因此“这些工具的象征的、语言学的结构与生俱来就为父权制社会秩序这一目的服务”。如果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证据的话,(她说)人们只要思考一下从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诺克斯到巴特这些宗教“权威”的“被忽略或轻视为细枝末节”的事实:对女人露骨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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