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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女权主义思想往往被区分为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后女权主义以及第三次浪潮。这样的区分固然具备较为确切的时间轴划分，但有时界限并不那么明确；因为女权主义者们并不都愿意被归入特定范畴，她们有各自独立的思想，这思想可以从这一波浪潮延续到下一波浪潮。正如玛丽莲·弗莱（Marilyn Frye）所说：“思想是普遍的，但哲学是局域的——取决于特定的时间、文化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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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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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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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堪称女权主义思想的祖母之一。她是女权主义第一次浪潮的先驱，这一运动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才以有组织的形式兴起，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叶。有些学者将她视为当今所谓女权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对于女性教育尤其感兴趣，她反对卢梭的观点，即女性的角色就是取悦男人、无微不至地有益于男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把女性教育成男人的装饰品或玩物，这从长远来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效果，对于女性自身也是如此。她认为，只要社会允许，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能力培养出“雄性”的美德，诸如智慧、理性。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几部重要的小册子和著作，其中包括如今已成为女权主义思想经典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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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多伊尔·惠勒（Anna Doyle Wheeler，1765—1833）是另一位对前第一次浪潮做出主要贡献的思想家。她是爱尔兰的自学成材的哲学家，也是功利主义的衷心支持者；在与乌托邦/改革主义哲学家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775—1833）合作之前她就已经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俩合著并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一半人类对另一半人类的申诉：针对男人对女人的专制——包括政治上的约束，及社会和家庭中的奴役》（“The Appeal of One Half of the Human Race, Women, against the Pretensions of the Other Half, Men, to Restrain Them in Political, and Thence in Civil and Domestic, Slavery”）。在文中惠勒和汤普森主张，否定女性权利是和功利主义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快乐——不相容的。这是对男女平权的鼓舞人心的辩护。还有一位重要的功利主义者叫哈丽特·泰勒（Harriet Taylor，1807—1858），她积极地倡导女性应当拥有选举权；她也是最早提出如下观点的人之一：男女差异并非生物性的，而是社会建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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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浪潮致力于为女性争取投票权，废除不公待遇；它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包括女性财产权、选举权方面的变革。然而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女人们仍然受着不同的教育，仍然被主流视为装饰品及生育工具，报酬依然较少，根本地位依然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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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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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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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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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这个词指的是 20 世纪 60—80 年代末兴起于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女权主义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二次浪潮的理论在当今依然存在，有些第二次浪潮的理论家仍在继续写作；所以，浪潮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编年界限。毫无疑问，传统中的哲学向来是男性的职业。第二次浪潮的理论家们说，更为可恶的是某些哲学家贬低女性的方式，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和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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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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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小说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注意到了上述问题。早先的女权主义者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她们所受的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熏陶。德·波伏娃则来自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大陆传统，对于法律、权利、受教育机会等公共领域的事务她关注不多；她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压迫由之形成的文化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中女性沦为了男性自我的他者。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这部著作中，她阐发了这种根本性的他者观点。对于那些致力于让女性地位屈居男性之下的所有思想和力量，波伏娃做了扫荡性的分析。尽管她那些法国的同时代人对这部著作做了刻薄的回应，《第二性》依然对其他女权主义哲学家影响深远。波伏娃不仅用她那句著名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回答了“什么是女人”这个问题，而且还成功地在哲学概念与创造了它们的社会建构之间搭建起了桥梁。如今的女权主义追随者们有了一个宽广的平台，可以由此走进源自第二次浪潮的、方向各异的分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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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早就创造出父权制（patriarchy）这个词，用来表示令普遍男性权力得以合法化的整套体制。《第二性》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视角打开了一扇门，由此可以在一切事物中探究父权制建构的存在，从政治到经济到强奸、色情、卖淫和婚姻，甚至连异性恋也被看做父权制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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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及 80 年代早期，我们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理论的大爆发。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及欧陆女性写作的、以女权主义视角论述女性问题的代表性作品，这里开列了一份简短的清单（！）。对此稍做浏览你就足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关切所在：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st Mystique，1963）；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的《妇女组织是有力的》（Sisterhood Is Powerful，1970）；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1970）；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1971）；蒂-格蕾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的《亚马逊的奥德赛》（Amazon Odyssey，1974）；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的《女同性恋与女性运动》（Lesbianism and the Womens’Movement）；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的《色情：男人拥有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1979）；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的《违我之志：男人、女人和强奸》（Against our Will: Men, Woman and Rape，1975）；伊娃·菲格斯（Eva Figes）的《父权制态度》（Patriarchal Attitudes，1970）；玛丽·黛丽的《妇科/生态学：激进女权主义的元伦理学》（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1978）；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1976）以及她的“被强制的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1980）；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的《女战士》（Les guérillères，1971）和《女同性恋身体》（Lesbian Body，1975）；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的《家庭女孩：黑人女权主义选集》（Home Girl: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1983）；朱丽叶·米契尔（Juliet Mitchell）的《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1975）；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的多篇论差异的论文；乔伊斯·特里比尔科特（Joyce Trebilcot）的《双性同体的两种形式》（“Two Forms of Androgynism”，1977）；玛丽莲·弗莱（Marilyn Frye）的《性别歧视》（“Sexism”，1983）；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1982）；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重建母职》（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1978）；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的《关心，通向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女性途径》（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1984）；萨拉·罗迪克（Sara Ruddick）的《母性的思考》（“Maternal Thinking”，1986）；阿列森·杰格（Alison Jaggar）的《女权主义政治学与人性》（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1983）；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女人与自然》（Women and Nature，1980）及《色情与沉默：文化对自然的报复》（Pornography and Silence: Culture’s Revenge against Nature，1981）；克里斯汀·德尔斐（Christine Delphy）的《接近家庭：关于女性压抑的唯物分析》（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1984）；埃伦娜·西苏（Hélène Cixous）的《新生的女人》（La Jeune Nee，1975）；奇拉·爱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案例》（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1979）和《自由女权主义的激进未来》（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1981）；安·弗格森（Ann Ferguson）的《双性同体——人类发展的一个理想》（“Androgyny as an Ideal for Human Development”，1977）；H.爱森斯坦（H. Eisenstein）和 A.乔登（A. Jorden）（编辑）的《差异的未来》（The Future of Difference，1980）；简·盖洛普（Jane Gallop）的《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女儿的诱惑》（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The Daughter’s Seduction，1982）；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和 M.辛提卡（M. Hintikka）（编辑）的《发现现实：女权主义视角下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哲学》（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1983）；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的《他者女人的窥镜》（Speculum de l’autre Femme，1974）和《此性非一》（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英译本，1981）；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语言中的欲望》（Desire in Language，英译本，1980）和《女人的时间》（“Women’s Time”，英译本，1981）；萨拉·卢西亚·霍格兰（Sarah Lucia Hoagland）的《女同性恋伦理》（Lesbian Ethics，1988）；黛安娜·富斯（Diana Fuss）的《本质地言说》（Essentially Speaking，1989）；帕特丽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的《黑人女权主义思考：知识、意识与授权的政治》（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1990）；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妇女和女权主义》（Ain’t I a Woman? Black Women and Feminism，1981）；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的《女人、种族和阶级》（Women, Race and Class，1981）；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黑人女权主义者散文》（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Womanist Pross，1983）；切莉·莫拉加（Cherrie Moraga）和格洛丽亚·安茶朵（Gloria Anzaldua）的《这座桥叫我回来：激进的有色人种妇女作品》（This Brigde Called My Back: Writtings of Radical Women of Color，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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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名的清单可以看出个有趣的现象：草根阶层和学术界的女性都开始推动革命，要求改变男女传统的以权力、权威为形式互动模式。而且，涌现出的理论开始凝聚成型，可以被归入几个不同的范畴，诸如自由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激进派。以特殊兴趣为旨趣的女性理论也出现了，如女同性恋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的男人，以及始于 1990 年左右的网络空间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和生态女权主义。如今女权主义理论已经颇具力量，它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被整合进了高校学科。女权主义的视角、声音及兴趣团体有如此之多，它们彼此之间肯定有冲突。从这个清单上诸位可以看出，女权主义者的声音不是单一的；哪个问题当被置于优先地位，她们对此并无共同意见；那些多样的议程表也并非总是具备共同的立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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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女权主义（Liberal feminism）这是女权主义理论的最早期形式。可归入这一范畴的女权主义立场不计其数，它们共同的信念是女性自治与平等。自由派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全人类都该享受选择的自由和均等的机会。为了这一目标，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在公共领域采取行动，以求改变限制性的法律，为女性工作条件的改善清除障碍。属于自由派女权主义者的女权主义哲学家致力于检验政治不平等背后的理念，分析可能改善现状的策略。自由派女权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这一思潮属于西方世界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不足以应对少数派的、非西方世界女性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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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把父权制视为全球女性居于附属地位的根本原因。聚焦于女人的再生产、女人的性征以及阴性理念。激进派女权主义者要求迈出强有力的步伐来改变社会态度，正是那样的社会态度把女性还原为性征，从而促成了对女人的强奸、暴力和普遍的蔑视。相应地，她们把广告、色情、音乐等文化现象视为靶子，因为女人在其中被视为性的对象。和其他女权主义理论立场一样，激进派女权主义也有多种形式。激进派女权主义者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特定社会正义形式，不如说是女人的体验。不过对于激进派女权主义的批评者而言，这一点就成问题了：通过“女人天性”来鉴别女人被视为一种本质主义立场，预设了所有女人都拥有共同的普遍天性。玛丽·黛丽及某些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都被归入激进派女权主义，她们致力于认识论和女性形式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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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恋女权主义（Lesbian feminism）把异性恋这一社会范式视为一种压抑。曾经一度，女同性恋被视为适用于所有女权主义者的政治正确的身份，无论她们是不是异性恋者。在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看来，女同性恋者遭到了双重压迫——首先是作为女人，然后是作为拒绝把男人当性伴侣的女人。大体来说，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植根于女同性恋共同体，而它也受女权主义伦理影响。它不仅批判传统的性别角色，而且还挑战主流的道德哲学传统——它指出，女同性恋道德属于共同体道德而非孤立个人的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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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女权主义（Socialist feminism）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派女权主义的视角。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把生育儿童视为一种生产行为。她们力求将这些反映妇女体验的行为等同于“男性”的工作生产行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认同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即必须矫正女人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迫；而在这一点上她们同激进派女权主义者有分歧：她们认为女人所受的压迫并非仅仅源于男性的支配地位。无论如何，我们没法用单一的立场定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她们共同认同的是，男女差异的基础是劳动行为的经济分工，而这样的分工应当被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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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权主义（Black feminism）这是个美国现象。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一样，黑人女权主义者也提出了双重压迫——性别的和种族的。此外包括和种族、性别相交错的阶级问题。黑人女权主义者不认同受压抑的“女性体验”这个标签，因为她们的体验所植根其中的斗争并非仅仅由性别产生的，而且还来自种族和阶级。黑人理论家把主体性归于黑人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在拿自己特有的体验教育他人。这是与传统认识论相反对的，后者把知识作为客观的普遍物来呈现。黑人女权主义者也被称为 womanism，爱丽丝·沃克创造了这个术语；她和帕特丽夏·希尔·柯林斯、安吉拉·戴维斯、奥德列·罗尔蒂（Audre Lorde）及贝尔·胡克斯都是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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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们在多个战场攻城略地。她们为受虐的妇女儿童寻求庇护，就虐待和强暴开展公共教育，推广避孕，让堕胎合法化，制订妇女学习计划，在工作场所开设儿童照顾服务，推出一系列防性骚扰政策——以上都是她们的行动和写作造就的现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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