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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感也是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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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森福特（Terri Sen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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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三次浪潮，并不是在第二次浪潮结束之后才取而代之的。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出现了新的实践家和理论家，而第二次浪潮的成员中仍有继续写作并坚持着自己的事业的；除此之外还有独立的女权主义哲学家，她们既不认同于第二次浪潮，也不认同于第三次浪潮。通常我们认为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始于 1983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叶之间，它出自对第二次浪潮所取得的成就的不满——尤其在对女性的暴力及性骚扰方面；尽管如此，想把第三次浪潮的实践家归入特定范畴，要比定义第二次浪潮的理论家更难。再说，第三次浪潮的思想拒斥这样的观点，即普遍代表所有女人的女性身份——这被视为第二次浪潮的本质主义。还有一些第三次浪潮的成员希望恢复第二次浪潮的应有价值，他们认为有些东西正在瓦解，需要重新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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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描述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也是颇具挑战的事，因为它包含着如此之多的理论分支，其中有些还彼此冲突。这些理论包括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 ory）、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以及文化批评——尤其是与性相关的。这一运动常常自称为“性肯定的”（sex-positive）。例如，它赞成色情，这就同第二次浪潮的思想截然相反。这一运动的成员支持变性者——第二次浪潮拒绝这样的人，仅仅将之视为经历过手术的男人；她们拒斥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区分。莱斯利·海伍德（Leslie Heywood）和珍妮弗·德雷克（Jennifer Drake）在她们的文集《第三波议程：做女权主义者，干女权主义》（Third Wave Agenda: Being Feminist, Doing Feminism，1997）中这样定义第三次浪潮：“这一运动包含了第二次浪潮的要素，包括对美容术、性虐待及权力结构的批评；与此同时，对于上述结构中的快感、危险和明晰性，它予以认可并付诸使用。”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这或许是你能找到的最接近定义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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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些貌似会出现在有限清单上的政治诉求以外，第三次浪潮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议程可以代表自身。复杂性还在于，有些第三次浪潮思想家、实践家根本不想被贴上女权主义这一标签！在第三次浪潮思想家看来，女人应当作为个人为自己思考，女权主义属于个人视角，根据每个女人的实践因人而异。尽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之间存在着张力，但后者究竟能不能算前者的延伸，抑或是个全新的思潮？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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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第三次浪潮的思想家都是年轻女性（和男性），年龄小于 35 岁，女权主义对他们而言是既定的遗产。第三次浪潮的认同者们认为自己在重新定义女权主义的问题和目标，对于第二次浪潮所说的压抑和色情，他们拥有不一样的、更为宽泛的视角。在他们看来，对于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议程表上的各个核心议题，每个个人都有自由去选择定义或重新定义。公正女权主义，全球性的人权及性别问题，这些都是他们关注的东西；还有大众文化——包括音乐、电影和媒体——也是第三次浪潮思想家驰骋的领域。贝尔·胡克斯在第二次浪潮中声名显赫，她继续在作关于“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交叉点的讲座；由于她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她已转型为第三次浪潮的偶像。日本文化中的“叛逆女孩”朋克运动和“卡哇伊”（可爱朋克）、嘻哈“坏女孩”运动，这些都是第三次浪潮的现象；此外还有酷儿理论的某些要素、DIY（自己动手做）伦理、艺术设计、跨性别政治、有色人种女性话题、后殖民理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女权主义思潮分支的独特集合体，我们没法将它们归结为融贯的新女权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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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基金会、粉色代码（Code Pink）、女权多数领导联盟（Feminist Majority Leadership Alliance），这些都是第三次浪潮实践者的组织，反映了种族、阶级和性等领域的兴趣。不过第三次浪潮的成员不认为加入组织是为女性问题做贡献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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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文化令第三次浪潮成员彼此的联系、交流更为容易。电子杂志和博客极为丰富。第三次浪潮的印刷出版物有《母狗》（Bitch）和《胸部》（Bust）。值得参考的第三次浪潮文本有瑞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爱丽丝·沃克的女儿）的《走向真实：说出真相并改变女权主义的面相》（To Be Real: Telling the Truth and Changing the Face of Feminism，1995）；珍妮弗·鲍姆加德纳（Jennifer Baumgardner）和艾米·理查兹（Amy Richards）的《宣言：青年女性、女权主义与未来》（Manifesto: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2000）；斯泰西·吉利斯（Stacy Gillis）、吉利恩·霍伊（Gillian Howie）和瑞贝卡·孟福德（Rebecca Munford）的《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批判性的探索》（Third Wave Feminism: A Critical Exploration，2007）；伊娃·恩斯（Eve Ensler）的《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2001）；莱斯利·海伍德（Leslie Heywood）和珍妮弗·德雷克（Jennifer Drake）的《第三波议程：做女权主义者，干女权主义》（Third Wave Agenda: Being Feminist, Doing Feminism，1997）；阿斯特里德·亨瑞（Astrid Henry）的《不是妈妈的姐妹：代际冲突和第三次浪潮女权主义》（Not My Mother’s Sister: Generational Conflict and Third-Wave Feminism，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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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又是个暧昧的范畴，没法对它做出精确规定。它包含如此之多的冲突元素，其中的大部分和女权主义哲学关系不大。有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后女权主义是个反向运动，目的在于摧毁关于女性问题、目标和理论的固定概念和固定描述。在后女权主义者看来，关于性别的一切权威模型都应当被解构并进行价值重估。有些后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权主义已经达到了目的，因此必须让过往的斗争和反抗来个转向。还有团体把后女权主义视为主要由第三次浪潮的英美成员构成，它宽泛地包容先前的各种目标和议题。这一团体关注的是行动而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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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除臭剂的包装上也区分男性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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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群女权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是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1962—），讨论了沃尔夫所说的“受害者女权主义”，呼吁用“权力女权主义”取而代之；雷内·丹菲尔德（Rene Denfeld，1967—）不反对女权主义本身，不过在她看来对女权主义需要做意识形态方面和行动方面的彻底检查。凯蒂·洛菲（Katie Roiphe，1968—）和娜塔莎·沃尔特（Natasha Walter，1967—）要求女权主义在目标方面做出激烈的转变。洛菲尤其重视女人的学习，在她看来，那样的学习排除了一切与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不相容的观点，由此在女人中造成了恐惧文化。沃尔特的观点和沃尔夫相似。她认为，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已经完成了特定目标，现在是时候认识到这一点了：尽管还有工作要做，但大体而言女人可以去获得她们作为个人所需要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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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后女权主义者都认为，第二次浪潮缺乏吸引年轻一代女权主义者的价值。有时候他们被视为反女权主义者，或被视为保守群体的成员；因为他们抛弃了女权主义的议程，认为这些事都过时了，女人早已实现了她们想要的进步。在这样的群体眼中女权主义再也不是可行或必须的了。后女权主义的这一极端元素的代表人物是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他创造了女权纳粹（feminazi）这个术语来描述那些他不认同其理念的未经指明的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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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就眼下来说，与女权主义理论相关的内容中没有什么是静态的、可预言的。女权主义的形式和女权主义者一样多，并且这一情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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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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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道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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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道德理论也成了被女权主义视角重新概念化的领域。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是一位心理学家，她曾参与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工作，探索人类的道德发展；她发现，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尺度上看，女人的发展高度不如男人。这是不是女人在道德发展上的失败呢？吉利根注意到，那些所谓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实际上是男孩道德发展研究；最初的研究是在男生学校和大学中进行的，然后假定这些结果对于女孩和年轻女子同样适合。最终的模式是从男孩得出的，而不符合这一模式的女孩就被评定为不合格或有缺陷——仅仅因为她们不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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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并把结论发表在她那部著名的《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1982）中。在她看来，女性的发展模式和男性不同，这两者的道德直觉和道德视角也是不一样的。人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是因为男人和女人说着不同的言辞，却把这些言辞假定为相同的，“用类似的词语来破译截然不同的自我经验和社会关系体验。这些语言分享着交织、重叠的道德词汇，因此它们包含着系统性误读的倾向；如此导致的误解阻碍了交流，并且限制了人际关系中合作和为他人着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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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根发现，当我们观察女性论述道德两难困境的方式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她们更强调的是关心和人际关系的维护：在她们的道德考量中，抽象正义、抽象权利这种东西都是次要的。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女孩会比男孩更强调道德两难困境的具体背景。因此，背景和为他人着想是女性道德思考的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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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根的考察中有许多都基于精神分析学家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洞见。乔多罗认为，我们当前抚育孩子的方式助长了女孩对联系性的需要和男孩对独立自主的需要。因为母亲是儿童接触并认同的第一个人，所以在确立自身性别身份的过程中，女孩和男孩要走的道路实质上是不同的：女孩可以继续地把自己视为母亲的延续，而男孩则必须经过一次转向才能确立男性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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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关于如何同世界、同世界中的他者相联系，女孩和男孩所受到的教训是不同的。女孩通过与母亲的人格认同（personal identification）发展出作为女性的自我感觉。在乔多罗看来，人格认同意味着“同他人的发散性认同，包括总体人格、行为特征、价值观及态度”，而男孩则是通过立场认同（positional identification）发展出自身身份的：“立场认同则意味着和他人角色的特定层面相认同。”换句话说，男孩学到的是，作为男人意味着在外面工作，而女孩学到的是，作为女人就意味着和母亲一样，包括人格、价值观，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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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多罗认为，性别发展上的这种分裂导致了文化上的各种困境：男孩成人以后，不仅孤立、分离，而且还断然地厌恶女人（misogynous），因为他们努力要把自身确立为“非母亲”。女孩则往往因不能让自己充分脱离环境中的他人而苦恼，她们成人以后难以区分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因此就容易遭受剥削。乔多罗的结论是，如果男人和女人在抚育孩子、外出工作这两方面担负起相同的责任，上述问题就可以被消除——因为这样一来男孩、女孩就都能参与立场认同和人格认同了。或许女孩就会变得更自主，男孩会变得更富于“联系”，并且不再厌恶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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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叫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她在《关心，通向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女性途径》（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1984）这本书中描述了一种关心的伦理：它源于对生来就有的关心的回忆，在那样的天性中，关心者出于爱和自然倾向而对被关心者有所应答。关心的伦理（ethics of caring）并非一系列的原则或规范，它是应对具体人、具体状况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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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根和诺丁斯都把关心的伦理和抽象伦理做了对照；后者包括权利、正义、公平、规则以及盲目的公正。诺丁斯指出，在权利和正义的伦理中，当人考虑道德状况时，他们的思维“直接进入抽象，这样思想就可以清晰而合乎逻辑地进行下去，而无须考虑特定个人、场合与环境所构成的复杂因素”；而在关心的伦理当中，人的思维“趋向具体化，它可以通过不同的事实、他人的感受以及私人的历史而得到调整”。诺丁斯和吉利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关心的伦理比权利的伦理更可取，而后者并没有断言这样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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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作者涉猎了上述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道德理论作为回应——她的名字叫萨拉·罗迪克（Sara Ruddick）。在她 1986 年的一篇论文《母性的思考》中，罗迪克讨论了某些父权制文化中母亲们的关注和视角，并探讨了这样的考虑和视角如何能建构起我们对于世界的道德应对。罗迪克把这种应对世界的方式称为母性的思考（maternal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