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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作者涉猎了上述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道德理论作为回应——她的名字叫萨拉·罗迪克（Sara Ruddick）。在她 1986 年的一篇论文《母性的思考》中，罗迪克讨论了某些父权制文化中母亲们的关注和视角，并探讨了这样的考虑和视角如何能建构起我们对于世界的道德应对。罗迪克把这种应对世界的方式称为母性的思考（matern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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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异性核心家庭中所表现的母性社会现实是怎样的？罗迪克对此做了描述。她期望其他传统中的女性也能对自己的切身体验进行反思，关于如何做母亲和如何被母亲爱护——无论这些体验和她自己的体验是相似还是相异。母亲必须保护孩子、促进孩子的成长，必须把孩子塑造成成熟的下一代。一般来说，母亲们都负有以上三项职责，尽管她们根本无法掌控孩子们的周遭环境。孩子是十分脆弱的，他们可能受到意外的伤害甚至丧命，可能遭受长期的病痛折磨，也可能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无法生存；为了应对这些事实，母亲们会发展出一种形而上的态度，叫“把持”（holding）。在罗迪克看来，“这样的态度源于‘守护世界、维持世界、修理世界等实践……它在无形中修补编织着褴褛脱线的家庭生活’”。母亲们明白，她们所爱的东西是十分脆弱的；因此母性的思考把谦卑和开朗快乐视为美德。在这里，谦卑的意义在于，承认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上，人要保护、保存脆弱的东西，所能做的十分有限；开朗快乐则意味着尽管明白自己的局限，人也并不因此就陷入忧郁。罗迪克把这里的快乐和“快乐的拒斥”做了区分；在她看来，好脾气并不意味着拒绝看到世界的现实——它是这样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正视世界上的苦难，并且拒绝被它吓倒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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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迪克看来，这样的美德不仅适用于照料孩子，而且还适用于应对总体意义上的世界。和其他道德样式相比，从母性思考的隐喻引申出的道德会较少自我中心，较不容易有过度个人主义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罗迪克认为“母性的实践”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并没有性别限制。男人只要采取这种态度来对待世界，对待他人，那么他就是母性思考者，尽管他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在这里，罗迪克无须受生物学决定论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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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伦理学并不是毫无差别的铁板一块，它不仅限于贬抑权利、正义的伦理并高扬关心的伦理这样一种声音。有些女权主义伦理学家指出，以关心为核心的伦理或许并不是女性自己选择的，它源于为父权制社会服务的需要，而男人们总归不会不愿意被关心者包围的。还有一些女权主义道德、政治哲学家——包括我们以下要讨论的那位——则强调权利和正义伦理的实用性；当互相之间并不了解的人提出的相互冲突的主张需要得到平衡时，需要有这样的伦理作为社会机构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了，哈利特·泰勒是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中提出 19 世纪妇女的诉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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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歧视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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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以多种方式助长着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现实。有许多词汇被认为是性别中立的，可实际上并不是。比如 man，这个词有双重功能：既可指总体意义上的人，又可指男性的人。类似地，无论我们知道所指的人是男性还是不知道那个人的性别，我们都可以用 he 这个代词。这是不合逻辑的；应当是要么用一个代词指称所有人，要么就用三个代词，分别指称男性、女性和未知性别的。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用 man 和 he 这样的词既作性别特指词又作性别中立词，这样构成的网络会把女性从我们的交谈视野中“抹杀”掉。现实当中，人的心理是这样的：听到 he 的时候，想到的就是“男性”，即使说话者所意指的并非如此。对于这种把即便是性别中立的 man 和 he 也理解成男性的倾向，哲学家詹妮丝·莫尔顿（Janice Moulton）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请看下面这个熟悉的三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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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人（all man）都终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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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格拉底是人（a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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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此，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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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换成苏菲娅。显然，第一行的 man 是性别中立的；它指的应当是“全体人类成员”。然而换上苏菲娅这个名字以后，这个三段论的第二行看起来明显就是错的了。对此莫尔顿说，man 对于我们有两重含义，一是性别中立的，一是性别特指的，而我们不见得总是能把它们区分清楚。尽管我们多半相信 man 和 he 有两种明显不同的用法，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几乎不做区分。这是很显然的：现实中的逻辑教师们在教授上述三段论时往往根本察觉不到这里的问题：第一行中的 man 和第二行中的 man 有着不同的外延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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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这类事情上还会有其他形式的因果关系。有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注意到，任何东西只要和女性联系起来，就容易随着时间而贬值。跟与男性相关的职业相比，与女性相关的职业往往挣得少，地位也低。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甚至有些客观上完全相同的职业也是这种情况；比如，在由女性建造家园的某些文化中，这一职业是被轻视的，而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建造者是受人尊敬的，往往挣得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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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中也有这类现象。和女性相关的词语地位低下，甚至会贬值为侮辱。在这方面，有许多俚语和比喻都可作为证据。这些比喻和俚语体现了对于女人的深层文化态度。有些词在一开始具有非常正当、毫无贬损的字面含义，然而在和女性的关联中，它们渐渐有了贬抑、侮辱的意思。例如以下这些词语：queen（女王，有情妇的意思），dame（夫人、滑稽老太婆），madam（夫人、老鸨），mistress（女主人、情妇），hussy（轻佻女子，本义是家庭主妇），spinster（未婚女性、老处女）。与上述这些词语相应的、指称男性的词语却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贬值。俚语常常把女性和动物相联系，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好的意思，例如 vixen（泼妇，雌狐），bitch（母狗，贱女人），pussy（猫咪，女阴），biddy（小鸡，婆娘），cow（母牛，肥婆）。还有，我们用来表述性交的词语往往都极端暴力——并且这暴力隐喻性地指向女人，而不是指向男人。Fuck（性交）这个词在词源上起源于 strike（打）；至于 ream（钻孔、肛交）和 drill（钻孔、播种）这样的词，在理解上就无需任何深奥的语言学背景了。语言的运用和文化态度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倘若我们努力不去使用这种暴力的隐喻，或许暴力的态度也会有些许减轻。就当前来说，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明显而令人痛心的事实：我们的语言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某种敌意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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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史丹菲·罗斯（Stephanie Ross）在 1981 年的一篇论文《词语的伤害：态度、隐喻和压迫》（“How Words Hurt：Attitude，Metaphor，and Oppression”）中论述了螺丝钉作为一个有用的代表性隐喻是如何表现了特定文化对于女性的态度的——这些内容超出我们乐意知道的范围之外：“螺丝钉是坚硬、锐利的；相反，木头是松软、易屈服的；得用力，才能让螺丝钉刺入木头；螺丝钉可以拆下来重新用，但木头上的伤口却是永远的——无论螺丝钉安在哪里。”罗斯认为，倘若我们认识到平时运用的隐喻传达着文化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性的文化态度就是：女人经过性交以后，就被永久性地伤害了。而且，螺丝钉（screw）这个词还有个奇怪的机械涵义。它表明，性交是某种和一般的人类肉体、人类行为相疏离的事情。将所有关于性交的俚语列举出来并试图分析和这些隐喻相关的所有意义与内涵，这是颇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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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表达，学生们用起来习以为常，却没有对其深层的性别歧视做过检查，那就是 you guys（各位）。我们用它来称呼任何群体，无论这群体由男性构成还是男女兼备抑或完全由女性构成。在《性别歧视的语言很要紧》（“Sexist Language Matters”）一文和另一篇名为《再见，你们各位》（“Goodbye, You Guys”）的非正式文章中，雪瑞·克莱门（Sherryl Kleinman）说，倘若女人真的享有和男人同等的地位，那么她们就不会被包含在 you guys 这个显然属于男性的用语中。她的论点中尤其有力之处在于，她让男人想象一下，被称为 you gals（姑娘）时会做何感想。倘若你不屑一顾地认为这用语“如此普通所以无关紧要”，或根本不包含贬低女性的意图，那就请考虑一下克莱门的论点吧。性别歧视的语言很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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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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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女权主义作者认为，对于人类认知来说，传统的认识论是有局限性的。主流的认识论倾向于假定理想的认知者是无肉体、纯理性、无所不知的，而且是完全客观的实体。实际上大部分哲学家都承认根本没有人能近似于上述这种理想的认知者，因为真实的人都得拥有肉体、具备个人的历史和观点，如此等等；尽管如此，大部分哲学家却都不愿意放弃这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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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女权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者提出了几项挑战。首先，她们认为这一点是令人困扰的：理想的认知者很像理想的男性，因为男人总被认为更有理性、更客观、更不易动感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样很容易就把女性的知识主张排除在外了。当今女权主义认识论研究的领导者之一罗琳·科德（Lorraine Code）曾经指出，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这样的问题必须不断被提出：是谁的科学——或谁的知识——得到了验证？为什么它的荣耀引领着西方社会论断其他发现，压制别种形式的经验，并拒绝把认知地位赋予女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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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知会受到偏见的影响，以下就是一个例子。莉拉·雷伯维兹（Lila Leibowitz）引用了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的一个案例，后者认为小嘴狐猴（mouse lemurs）除了某些特定时期在交配圈中生活以外，“本质上是独居的”。事实上，雌性小嘴狐猴是在一起筑窝的；“本质上独居的”是雄性小嘴狐猴，而这一行为被推广到了整个种群。“主宰的”雄性就是那些能够完成生育的雄性。但我们为何不能假定这就是它们占据主宰地位的唯一理由？或许，那些雄性只不过就是雌性最喜欢的几只——理由当然只有雌性狐猴自己知道。可是上述这一主宰行为的“证据”却立即被威尔逊过分地普遍化了，在他看来，这一事实可以为“几乎所有种群中的近乎所有雄性都主宰着雌性”这一论断提供证据。科学家并不是理想化的客观观察者。威尔逊的例子表明，他们的观察和理论中已经加入了自己的偏见和倾向。在女权主义认识论研究者们看来，上述事实是男女都难免的，它必须得到确认。她们指出，知识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积累起来的。人们在为特定的问题寻求答案，甚至——或者说尤其——在科学中也是如此。知识的积累向来是为人类的目的服务的，而具体的目的塑造着知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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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者并不想贬抑理性或客观性。她们中许多人考虑的是，像理性/情感、客观/主观这样的二分法是错误的、误导的。大部分情感都具有理性的架构。比如，假设你遇到一位朋友，他看上去非常生气。你会问他：“怎么了？你为什么生气？”倘若得到的回答是：“浅蓝色的衬衫太过时了！”那么你大概会再问上几个问题，因为这理由似乎和生气这种情绪不怎么搭调。你朋友是不是在儿时受过浅蓝色衬衫的创伤？他是否曾经受到逼迫，不得不每天穿这种衬衫？如果他回答：“不，我就是憎恨浅蓝色的衬衫！”那么你就有理由断定这位朋友有点不可思议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只有合理的理由引起的情感才具有意义。一般来说，人们不会“毫无任何理由地”具有某种情感；倘若是这样，那么他们通常会被认为精神上有问题。理性和情感之间的相互联系还不止于此。女权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者从总体上强调说，知识积累是属人的事业，对于它也必须作如是观。理性、情感、社会地位、性别，还有其他事实——这些都在我们的认知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任何理想，倘若在描述认知时把上述的“属人的事实”排除在外，那么它就必然是错误的；而且，它还会不公正地让那样一群人享有特权：他们声称，只有像他们那样、仅仅拥有他们那种社会特征的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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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末尾的原著选读中有一段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作品。她是一位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在她看来，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认识论都可以通过他们所运用的隐喻得到揭示；在那一部分作品中，她对科学革命初期某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运用的一些隐喻进行了考察——那些隐喻明显带有厌恶女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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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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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权主义哲学（French feminist philosophy）值得我们专辟一章。有不少杰出的哲学家出自法国，如笛卡尔、萨特、加缪、拉康、福柯以及德里达，等等；这些卓越的头脑塑造了法国的思想。哲学在法国社会中扮演着整体性的角色，其影响所及不光是文化、心理、政治，还包括艺术、文学和戏剧。法国女权主义从如此丰富的哲学根基生长出来，它与美国女权主义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就我们的理解而言，前者的复杂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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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学生要从中学（lycée，high school）毕业，一般得修两门哲学和逻辑方面的课程。美国学生或许得到大学里才能接触到批判性思维的导论，而且是在英语系而不是哲学系，所以他们可能根本不学形式逻辑或哲学。可是在法国，即便不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学习逻辑，并且对关键哲学家的思想拥有坚实的知识背景。所以在法国，政治与哲学比在美国联系得更为紧密。法国政治家得花更多的心思避免闪烁其辞的套话以及其他形式的谬误推理——因为这很容易被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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