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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女权主义作者认为，对于人类认知来说，传统的认识论是有局限性的。主流的认识论倾向于假定理想的认知者是无肉体、纯理性、无所不知的，而且是完全客观的实体。实际上大部分哲学家都承认根本没有人能近似于上述这种理想的认知者，因为真实的人都得拥有肉体、具备个人的历史和观点，如此等等；尽管如此，大部分哲学家却都不愿意放弃这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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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女权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者提出了几项挑战。首先，她们认为这一点是令人困扰的：理想的认知者很像理想的男性，因为男人总被认为更有理性、更客观、更不易动感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样很容易就把女性的知识主张排除在外了。当今女权主义认识论研究的领导者之一罗琳·科德（Lorraine Code）曾经指出，对于女权主义者而言“这样的问题必须不断被提出：是谁的科学——或谁的知识——得到了验证？为什么它的荣耀引领着西方社会论断其他发现，压制别种形式的经验，并拒绝把认知地位赋予女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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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知会受到偏见的影响，以下就是一个例子。莉拉·雷伯维兹（Lila Leibowitz）引用了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的一个案例，后者认为小嘴狐猴（mouse lemurs）除了某些特定时期在交配圈中生活以外，“本质上是独居的”。事实上，雌性小嘴狐猴是在一起筑窝的；“本质上独居的”是雄性小嘴狐猴，而这一行为被推广到了整个种群。“主宰的”雄性就是那些能够完成生育的雄性。但我们为何不能假定这就是它们占据主宰地位的唯一理由？或许，那些雄性只不过就是雌性最喜欢的几只——理由当然只有雌性狐猴自己知道。可是上述这一主宰行为的“证据”却立即被威尔逊过分地普遍化了，在他看来，这一事实可以为“几乎所有种群中的近乎所有雄性都主宰着雌性”这一论断提供证据。科学家并不是理想化的客观观察者。威尔逊的例子表明，他们的观察和理论中已经加入了自己的偏见和倾向。在女权主义认识论研究者们看来，上述事实是男女都难免的，它必须得到确认。她们指出，知识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积累起来的。人们在为特定的问题寻求答案，甚至——或者说尤其——在科学中也是如此。知识的积累向来是为人类的目的服务的，而具体的目的塑造着知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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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者并不想贬抑理性或客观性。她们中许多人考虑的是，像理性/情感、客观/主观这样的二分法是错误的、误导的。大部分情感都具有理性的架构。比如，假设你遇到一位朋友，他看上去非常生气。你会问他：“怎么了？你为什么生气？”倘若得到的回答是：“浅蓝色的衬衫太过时了！”那么你大概会再问上几个问题，因为这理由似乎和生气这种情绪不怎么搭调。你朋友是不是在儿时受过浅蓝色衬衫的创伤？他是否曾经受到逼迫，不得不每天穿这种衬衫？如果他回答：“不，我就是憎恨浅蓝色的衬衫！”那么你就有理由断定这位朋友有点不可思议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只有合理的理由引起的情感才具有意义。一般来说，人们不会“毫无任何理由地”具有某种情感；倘若是这样，那么他们通常会被认为精神上有问题。理性和情感之间的相互联系还不止于此。女权主义的认识论研究者从总体上强调说，知识积累是属人的事业，对于它也必须作如是观。理性、情感、社会地位、性别，还有其他事实——这些都在我们的认知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任何理想，倘若在描述认知时把上述的“属人的事实”排除在外，那么它就必然是错误的；而且，它还会不公正地让那样一群人享有特权：他们声称，只有像他们那样、仅仅拥有他们那种社会特征的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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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末尾的原著选读中有一段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作品。她是一位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在她看来，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认识论都可以通过他们所运用的隐喻得到揭示；在那一部分作品中，她对科学革命初期某些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运用的一些隐喻进行了考察——那些隐喻明显带有厌恶女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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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和精神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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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权主义哲学（French feminist philosophy）值得我们专辟一章。有不少杰出的哲学家出自法国，如笛卡尔、萨特、加缪、拉康、福柯以及德里达，等等；这些卓越的头脑塑造了法国的思想。哲学在法国社会中扮演着整体性的角色，其影响所及不光是文化、心理、政治，还包括艺术、文学和戏剧。法国女权主义从如此丰富的哲学根基生长出来，它与美国女权主义的发展路径截然不同。就我们的理解而言，前者的复杂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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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学生要从中学（lycée，high school）毕业，一般得修两门哲学和逻辑方面的课程。美国学生或许得到大学里才能接触到批判性思维的导论，而且是在英语系而不是哲学系，所以他们可能根本不学形式逻辑或哲学。可是在法国，即便不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学习逻辑，并且对关键哲学家的思想拥有坚实的知识背景。所以在法国，政治与哲学比在美国联系得更为紧密。法国政治家得花更多的心思避免闪烁其辞的套话以及其他形式的谬误推理——因为这很容易被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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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有几位亲法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开始关注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在干什么。爱丽丝·贾丁（Alice Jardine）、托里·莫娃（Toril Moi）和简·盖洛普（Jane Gallop）是最早把法国的精神分析理论介绍给美国学术界的人，但是由于语言障碍，追随者甚少；直到 80 年代末，被译成英语出版的法语文本才开始增多。到大家都能读到那些文本的时候，其中很多已经时隔十年了。那时法国理论界早已转向其他话题和流派。大部分试图阅读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的美国学者都难以胜任智识上的挑战，因为他们并不分享法国思想界的智识和社会历史。所以，我们在本章中讨论的三位女权主义哲学家也往往遭到忽视或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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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法国女权主义哲学的基础是精神分析理论，关注无意识和与性别相关的主体性。换句话说，法国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声音全都对各种形式的“我”做了检查，时而关注能动作用，时而关注主体生成的方式，时而关注那对于塑造主体起了作用的语言——有时针对书面/文本的表达，有时针对心理语言，即无意识的语言。法国女权主义哲学从弗洛伊德、拉康及德里达那里获益甚多，因此必须先来检验这几位的思想，如此方能理解法国女权主义哲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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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展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两块基石，即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简言之，俄狄浦斯情结就是男孩想要占有母亲、杀死作为对手的父亲的愿望。阉割情结则是男孩惧怕被父亲阉割。与此理论相应的是当女孩发现男孩拥有阴茎而自己没有的时候所经历的阴茎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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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研究拓展到了新的深度。拉康否定了弗洛伊德的一部分工作，将其置入符号学、语言学和文学的语境。这就使他同主张理性、统一意识的哲学家截然对立。拉康关注的是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后者即同一性的缺乏。在拉康看来，主体性和性特征都是语言生成的符号的功能，意识和无意识都像语言一样具有结构。他的理论阐述了语言的获得与自我的发展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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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行来说，拉康的作品非常难读。简单地说，他把男子气和女子气都视为儿童的身份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视之为性别差异的意义，而非解剖学差异本身。这样一来，性别差异就成了语言、思想和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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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讨论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儿童的自我和他它的母亲没有分离，此时没有他者（Other）。直到儿童进入父权制文化的“符号秩序”，将阴茎感知为父亲的象征，其自我才分裂为自我和他者。这一现象也导致了无意识的诞生，拉康将其视为被压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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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的理论认为欲望是永无终结的。因为和母亲融为一体的阶段终止了，人注定要面对永恒的分裂，然后整个人生就是对失落的统一的寻求。有三位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发展了拉康的理论，她们是埃伦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她们将拉康就性别和被压抑的欲望之关系所进行的讨论做了理论展开，建立了既适用于社会关系也适用于抽象层面的文本关系的模型。她们认为，意义就是从两者的这一交叉中被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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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法国理论家都承认这样的女性自我（主体）的存在：仍是他者，并永远是他者。拉康那关于无意识语言的心理语言学被她们推而广之。这样的语言中不存在语法、句法，也没有词语。交流靠的是空白、沉默、中断、决定间的瞬时及其他非词语的交换。然而有这么件事很关键：这三位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都拒斥拉康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父亲的法律”，她们的拒绝路径各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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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对法国女权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就是雅克·德里达。和拉康一样，德里达也关注看不见的言谈，这是和有意识的言谈不同的东西。在德里达看来，文本永远包含自身的颠覆，这是无法被还原的要素。它们或许如标点、停顿号、缺失的表达那般简单，也可能相当复杂，如精致的文学策略、比喻丰富的表现手法、令暗流偏转或暴露的评论——换句话说，即文本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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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乐于拿下面这些人物当靶子，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穆勒、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等。因为这些都是中心文本，必须被解构，以便揭示出其他形式的主体性。拉康对作为意识的主体所做的事情正是德里达对于文本所做的；他把文本设立为自身的他者，与自身相异。德里达式的思想就是建构二元对立然后让它们彼此游戏、消解，这也是女权主义哲学的关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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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里达并不是在提出理论。他是在推进一个过程。他那关于“解构”的“理论”实际上是在推进对于哲学/文学文本的切近阅读：在运用隐喻、想象、短语及其他语言策略的过程中，文本被动摇了，它不再成为完整统一的整体。正如拉康认为意识和无意识都永远在场，德里达也认为文本和它的潜台词（它的隐藏意义）都永远在场，永远已经在那里。当潜台词被表述，悖论进入了视线焦点，文本中的过量和空洞都被暴露——于是文本越过了自身的边界，成为流动的，向多样的解读开放自身。溢出文本边界的东西取代了主体性，由此主体变换相貌和形式，不再是权力、权威的坚固符号。被解构的文本是潜在地无穷尽的，因为每一次延迟都会创造另一套关联。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解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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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两极（二元对立）之间的是相同和相异的融合，是一种“游戏”——是自由的激进，是对于坚固和统一的无止境的逃离。德里达把这一空间称为 différance（延异），它不能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 difference（差异）。正如上文所描述的，它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各种事情都能在其中发生而不会被约束、固定为特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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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面要讨论的三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这一重新书写构成的开放式循环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她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消融着作者与文本之间那传统的不可见的界线。她们都运用高度实验性的文体，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新的语言——这语言的根是拉康和德里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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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伊利格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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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可以毒害、包围、环绕、监禁，也可以解放、疗愈、滋养、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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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伊利格瑞《言说从来不是中立的》（Speaking Is Never 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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