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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所讨论的前俄狄浦斯阶段，儿童的自我和他它的母亲没有分离，此时没有他者（Other）。直到儿童进入父权制文化的“符号秩序”，将阴茎感知为父亲的象征，其自我才分裂为自我和他者。这一现象也导致了无意识的诞生，拉康将其视为被压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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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的理论认为欲望是永无终结的。因为和母亲融为一体的阶段终止了，人注定要面对永恒的分裂，然后整个人生就是对失落的统一的寻求。有三位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发展了拉康的理论，她们是埃伦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她们将拉康就性别和被压抑的欲望之关系所进行的讨论做了理论展开，建立了既适用于社会关系也适用于抽象层面的文本关系的模型。她们认为，意义就是从两者的这一交叉中被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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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法国理论家都承认这样的女性自我（主体）的存在：仍是他者，并永远是他者。拉康那关于无意识语言的心理语言学被她们推而广之。这样的语言中不存在语法、句法，也没有词语。交流靠的是空白、沉默、中断、决定间的瞬时及其他非词语的交换。然而有这么件事很关键：这三位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都拒斥拉康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父亲的法律”，她们的拒绝路径各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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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对法国女权主义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就是雅克·德里达。和拉康一样，德里达也关注看不见的言谈，这是和有意识的言谈不同的东西。在德里达看来，文本永远包含自身的颠覆，这是无法被还原的要素。它们或许如标点、停顿号、缺失的表达那般简单，也可能相当复杂，如精致的文学策略、比喻丰富的表现手法、令暗流偏转或暴露的评论——换句话说，即文本的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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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乐于拿下面这些人物当靶子，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穆勒、黑格尔、海德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等。因为这些都是中心文本，必须被解构，以便揭示出其他形式的主体性。拉康对作为意识的主体所做的事情正是德里达对于文本所做的；他把文本设立为自身的他者，与自身相异。德里达式的思想就是建构二元对立然后让它们彼此游戏、消解，这也是女权主义哲学的关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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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里达并不是在提出理论。他是在推进一个过程。他那关于“解构”的“理论”实际上是在推进对于哲学/文学文本的切近阅读：在运用隐喻、想象、短语及其他语言策略的过程中，文本被动摇了，它不再成为完整统一的整体。正如拉康认为意识和无意识都永远在场，德里达也认为文本和它的潜台词（它的隐藏意义）都永远在场，永远已经在那里。当潜台词被表述，悖论进入了视线焦点，文本中的过量和空洞都被暴露——于是文本越过了自身的边界，成为流动的，向多样的解读开放自身。溢出文本边界的东西取代了主体性，由此主体变换相貌和形式，不再是权力、权威的坚固符号。被解构的文本是潜在地无穷尽的，因为每一次延迟都会创造另一套关联。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解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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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两极（二元对立）之间的是相同和相异的融合，是一种“游戏”——是自由的激进，是对于坚固和统一的无止境的逃离。德里达把这一空间称为 différance（延异），它不能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 difference（差异）。正如上文所描述的，它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各种事情都能在其中发生而不会被约束、固定为特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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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下面要讨论的三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这一重新书写构成的开放式循环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她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消融着作者与文本之间那传统的不可见的界线。她们都运用高度实验性的文体，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新的语言——这语言的根是拉康和德里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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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伊利格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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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可以毒害、包围、环绕、监禁，也可以解放、疗愈、滋养、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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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伊利格瑞《言说从来不是中立的》（Speaking Is Never 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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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1930—）出生于比利时，是受过语言学训练的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她不严守哲学的学科界限也不使用体系化的论说方式，因此有些读者为此困扰。她能在学科之间自如地腾挪挥洒，足以令大部分学院学者瞠目结舌。伊利格瑞关注的问题有性的差异，这是精神分析的领域；语言的历史根源，这属于语言学；女性生活的真相，这属于社会政治；此外她还有伦理学方面的关切。正如英国女权主义哲学家玛格丽特·惠特福德（Margaret Whitford）所说，她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重新思考整个社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连哲学家的性也要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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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在她的论说中采用联想思维，因此她的文本是难读的。她要求读者伸展、设计自身，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进行认同。在伊利格瑞看来，进入écriture féminine（即“女性写作”）的入口包括女人的各个方面——她的角色、相互作用、历史地位、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位置，即女人的变换的多样性。女权主义在哲学论说中具有多个侧面，而且在以各种方式繁殖着，这些伊利格瑞都曾注意到；她在为此创造性地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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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的讨论聚焦于女性的欲望。在她看来，男性和女性的欲望/语言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阴茎（phallus）的父权制秩序是线性的、理性的、符号式的，它没法理解女性的欲望/语言表达。传统大男子主义的话语秩序或欲望结构中没有女性的位置。因此伊利格瑞在文本和心理分析中寻找可以被描述为文化代表的东西。她着重关注反映了女性被压抑状态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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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批评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因为这理论把女人描述成依赖性的、次要的。她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来个倒转，把它当一个代表性的体系用。例如，女性若不是一，那么她就是多于一。在《他者女人的窥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中，她质疑了代表性的体系，尤其拒绝母性功能说。女人多于她的母性能力，必须把女人的个体身份重新概念化，如此女人才能从弗洛伊德的遗产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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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预想的女性并非和女人的解剖学属性相关。她关注的是女性的经验现实，这是对拉康的重新审视，也是让弗洛伊德的模型来个短路。于是两者都被她解构了。她把女性解放为她自身的源泉来产生意义，于是在传统强加给她的、文化生成的身份之外，女人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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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的写作语言简要、诗性、富于韵律、语带双关、富于游戏性，常常带着嘲弄口吻。她的意象表达了女性性征的多样和剩余。她在父权制的性和文本建构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为女性的声音/身体创造空间。她的方式是描述各种选项，抓住拉康的镜像并穿过它，正如爱丽丝在镜中所做的；她一路上制造隐喻并摧毁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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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镜子的另一边，伊利格瑞的女性是言说着的主体。穿越镜子的意图就在这过程本身，这是一个“抑制理论机制”的过程。这个机制一旦闭上嘴，女性就能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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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没有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读者来说，追随伊利格瑞颇有难度。了解些相关内容会有帮助：在精神分析技术中，词语并不像它们在传统大男子主义的话语中那样具备重要性。无意识中没有词语，只有运动的、流动着的半成型的联想。理解这样的运动并非通过词语——词语创造的意义是固结的，而运动并非以这等方式固结——而是通过用新的方式表达它们，展示出复数的意义而不局限于封闭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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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的批评者说她犯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因为她聚焦于女性具象化的本质特性。这一部分是因为有些学者总在试图达到她理论的底部，他们想要摆脱重重阻碍，却没能理解这一点：伊利格瑞的整个过程是必须被理解的，不仅仅是底线。过程就是底线，无视这一点，就曲解了她的理论。在伊利格瑞的作品中寻求分析性关联和理性推进是个错误，如此没法描述她创造了什么：通过隐喻和符号重构女性身体的方式。她的早期作品（《他者女人的窥镜》和《此性非一》）聚焦于具象化的哲学史，而晚期作品则致力于女性定义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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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的论述将上帝、语言与“生成”过程中的女性联系起来，如此它把神圣也引入关于女性的讨论中。运动是永远的，从未存在过静止状态。对成长于传统基督教信仰体系的人来说，她的“神圣女人”观念是难以理解的。她讨论了救赎和恩典，但仅仅是把它们作为逃避现实的形态。上帝成了存在的隐喻，存在于时空中然而拥有自主身份的能力，这就是描绘生成的隐喻。重新调整作为女性的神圣，这是争取确立女性自主的一部分。她在宗教领域的作品应该被视为更大规模的计划的一部分，即为女性工作创造理想。通过在人自己的意象中建构新的神圣，伊利格瑞将计划转向交换的终极领域——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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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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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女人是要动摇、干扰、打击大男子主义的价值，而不是拥护它们。她的角色在于保持差异，通过表明它们、给它们以生命、将它们置入彼此间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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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多角色对话》（Poly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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